主 人 公： 冯景源 
　　民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31年03月15日 
　　出 生 地： 河北省景县广川镇大赵庄村 
　　兴趣爱好： 书法、写作、阅读书报、电脑操作
　　本书涉及事件年表
　　1931年3月15日 出生于河北省景县广川镇大赵庄村
　　1937年至1941年 就读于大赵庄村小学（初小）
　　1942年至1943年 在留镇庙完全小学读书
　　1944年至1946年 担任大赵庄村小学教师、民兵指导员、小区土改书记
　　1946年至1947年 就读于衡水市滏运中学高师班
　　1947年至1948年 在华北大学读书
　　1952年至1955年 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1955年至1959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
　　1957年 结婚
　　1959年 大儿子出生
　　1959年至1978年 在中国科技大学教书
　　1960年 女儿出生
　　1966年 小儿子出生
　　1978年至1996年 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马列研究所工作，开启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人生篇章。期间完成《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等著作
　　1996年至今 离休，继续在哲学领域里探索
　目录
　一、冯氏家族
　　1、家园
　　2、家族简史
　　3、我的至亲
　二、激流勇进特殊的年华
　　1、战火纷飞的童年
　　2、初小拾忆
　　3、留镇庙完全小学
    　4、研习书法
    　5、参加民兵
    　6、特殊的经历
　三、羽翼丰满翱翔天际
    　1、滏运中学高师班
    　2、初识哲学放飞梦想
    　3、遨游哲学殿堂
    　4、实践论与天才论
    　5、求学路上的插曲——夜战十三陵水库
    　6、哲学不归路
    　7、结缘中国科技大学
    　8、为人师传授哲学
　四、乱世安稳
    　1、静心沉淀巧避“右倾”
    　2、饥荒的三年时光
    　3、扭曲的时代安静的生活
    　4、随校下迁农场生活
    　5、中国科技大学复校后的工作
    　6、中国科技大学首创少年班
　五、重返北京开启学术之路
    　1、事业新篇章
    　2、人类历史上三大科学领域
    　3、研究《资本论》
    　4、异化理论
　六、马克思主义研究
    　1、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
    　2、马克思“演进”理论与“跨越发展”理论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
    　5、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6、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心得
    　7、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理论
    　8、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
　七、爱情﹒感恩﹒传承
    　1、恩爱天长好合地久
    　2、感恩与传承
    后记
    附录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
    附录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及其跨越发展规律研究
    附录三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前言
　　生命追随流经我们的时光被越拉越长，如今步入耄耋之年的我，在时光斑驳的残影里寻找自己模糊的身影。虽然我此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作为，但自己经历的点点滴滴却值得回味与珍藏。
　　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堪的中国，我出生于乱世衰落的地主家庭，祖父与母亲的呵护与培养使我得以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时代召唤，青年人应投身社会发展的大潮。只要国家需要，我便竭尽全力出现在相应的岗位上。往昔丰富的阅历为自己日后的人生亦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我有幸到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满怀热情地为学生们传授哲学知识。“文革”风暴肆虐时期，我安稳地度过，没有受到“红卫兵”的折磨。“文革”中期，随学校到安徽劳动改造，盖房子、建农场。1978年我离开中国科技大学，转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从此踏上哲学“不归路”。
　　自己一生与哲学为伴，无论艰难险阻，从未停止探寻真理的脚步，相继写出《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等作品。在中国人民大学带研究生期间，我率先以历史观来把握《资本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新道路；关于异化理论，作为中国最早研究该理论的人，即便政治运动期间，我也未曾放弃，自己在异化问题方面的多年研究成果已得到学界认可。
　　离休至今，我从未停下研究哲学理论的工作，年逾八旬而笔耕不辍地著述学术文章。
　　此般年纪，我以朝花夕拾的心情提笔记下毕生故事。
　　家园
　　1931年3月15日，我出生在河北省景县广川镇大赵庄村。大赵庄村位于景县西南部，与枣强县接壤，属于景县辖区的偏远农村。我们冯家祖上世代生活在此地。 
　　华北地区有大片土地土壤盐碱化严重，大赵庄村的农田也不例外。农民靠天吃饭，辛苦一年，收成却不理想，逢水灾或者干旱收成更微乎其微。村里吃水很困难，井水又苦又咸，而雨后存在坑里的水却非常甜，所以村民经常饮用积存下来的雨水。村南约二里外有一口井，叫“甜水井”，它的水质很好，因为我们是大户人家，家里有长工去“甜水井”挑水。 
　　大赵庄村却没有姓赵的人，居民基本以“冯”姓为主，村中多为冯氏族人。因为清末时期，我们冯家人出过巡抚，所以每逢春节，我的一个远房祖父家总要挂出该巡抚的画像，村里大部分姓冯的人家都要去叩拜，邻村许多姓冯的村民也会前来叩拜。 
　　大赵庄是广川镇的中心村，村里人口虽不多，但它却充满了文化气息，注重培养孩子学习文化知识，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周边的小赵庄村、前赵庄村等都是小村庄，村民靠经营小买卖为生，周边村没有学校，只有大赵庄村有一所村办小学，该小学从我祖上就存在，村里每年都请老师来教书。 
　　大赵庄村的南部是广川镇的董故庄，它是董仲舒的家乡。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古代习惯称文学大家为“子”，如孔子、墨子，董仲舒即为董子。为纪念董仲舒，后人在广川镇董故庄修建了董子庙。我外祖母的娘家就在董故庄，距离我家很近，大约八里路。 
　　大赵庄村周围环境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儿时自己便深受熏陶。小时候我经常随外祖母到她娘家去，渐渐了解了董仲舒的生平事迹。董子庙规模虽不大，但名气却不小，年幼的我不知道董子庙的用途，只记得庙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平时闲置，每年定期举办庙会，人们称之“董子庙庙会”。举办庙会的时候好多人赶来凑热闹，其场面非常宏大，小商贩聚在此处做买卖，农民也在这儿交易。小时候，我常在董子庙前的广场上玩耍。
　　家族简史
　　我的曾祖母有四个儿子，老大冯殿臣、老二冯殿甲、老三冯殿弼，老四因从小在外念书，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冯殿臣是我的大祖父，他英年早逝，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他知之甚少；冯殿甲是我的祖父；三祖父冯殿弼被过继到另外一位奶奶家，后来他长期在张家口经商；四祖父年轻时在保定上军校，后来成为国民党西北军的军官，他上了军校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可能在西北定居。 
　　曾祖母的儿子老三、老四都在外地，只有我祖父一直跟随曾祖母过日子。我祖上在大赵庄村算中上等富裕的地主，当时我们冯家拥有三进的院落，雇有长工，也有佃户，家庭生活还算富足。我家院落的格局为北房、东房、西房及南院，曾祖母住的一进有三间房：北屋及东、西两间厢房。家中还有一处西院，与西院相连的是一条南北向的大胡同，胡同两端都有大门，马车可以驶入院中。西院原为饲养牲口的场所，因为长工要照顾牲口，所以也住在那里。如果我们家不邀请，一般人无法进入这个胡同，因为胡同里有一条很厉害的狗，它对生人很凶。 
　　大赵庄村有几家大地主，我不太清楚旁边村的农民是不是他们的佃户，只知道周围村里没有大地主。大赵庄村东边有一户姓冯的地主，村西边也有一户地主，且比村东冯姓地主的实力还要强。村西的地主除种地外还经营商业，在城里开买卖，所以更有钱，房子也建得非常好，门上装有从城里买回来的新式把手，十分洋气。一般人家盖的都是土坯房，墙由土坯砌成，好点人家的墙是砖结构。我们家住的是起脊砖瓦房，屋顶呈三角形，门上装有旧式插销，虽不能与村西地主家相比，但条件还算优越。 
　　大祖父死得早，后来大祖母分家另过。四祖父因为常年离家在外，所以房子和田地由我祖父打理。四祖父当军长后把他妻子接走，离开了冯家，所以房产、地产归我祖父所有。曾祖母与祖父相依为命过日子，祖父是家族里掌管家业的人。我另外一个家族的大祖父在北京经营绸布店，做绸缎大生意，很有钱，所以祖父也希望把自己家族管理好一点，但他没有做生意，主要经营土地。祖父腿脚不好，年轻的时候腿被推粪的车子撞伤，慢慢伤口溃烂，无奈只能截肢保命，从此他成了残疾人，所以祖父又被人称为“瘸子”。 
　　印象中祖父很严厉，我们小时候都很怕他。他擅长经营管理，打理两家的日常生活、经营两家的土地，冯家生活还算富足。祖父很有文化，我与伯父家的弟弟上学需要用什么书，祖父便到学校借回来，再为我们全部抄写下来，例如《百家姓》、《三字经》，我们学到哪儿他就抄写到哪儿。为了不影响孩子们上学，祖父深夜还在灯下默默抄写“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我拿到学校念，不需要花钱买书。祖父字写得非常漂亮，遗憾的是我没有继承下来。 
　　祖父竭尽全力培养我们成才，他把各房亲戚在外边做买卖写账用替换下的笔都要回来，给我们写字用，仅此便能看出他很高明。祖父希望我们好好读书，但是他不表达出来，仅仅是对我们很严厉，积极想办法解决孩子们读书的困难。我们上学的条件比别人的好，因为祖父可以解决学习需要的笔、纸等文具，但这是祖父活着时的情况，他去世后家庭很快就败落了。祖母虽没有文化，但朴实勤恳，祖父去世后，家里的琐碎生活都由她打理，但她终究无法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只能通过卖地维持家中生活。我不清楚冯家有多少亩地，因为家中没有经济来源，家中老小没有粮食吃只能卖地换一些食物。 
　　“七七事变”之后，我们家的生活更加困难，只能依靠卖地支付长工粮食（工钱）。1941、1942年华北地区大旱，基本没有降雨，庄稼没有收成，加之土地长年不施肥料，自然越来越贫瘠，地里已经不长庄稼，甚至全都是野草。可是佃户、长工还得照样用，每年给长工一定的粮食，人家才肯为我们担水、种地。怎么办呢？祖母只能被迫卖地来维持冯家老小的生活，到我这代冯家已经没有多少土地了。 
　　我十几岁就知道卖地之后买家要请客，这是写文书的一种规矩，卖地人家收款以后要写一张卖契，文书由中间人写，买卖双方签字之后卖契方能成立，在签文书的时候买家一定要请客。中间人写文书时，买家和卖家都要在场，我是冯家的长孙，所以经常去吃这个饭，吃了饭等于文书成立。当时卖地大约就是这样的流程。卖地时经常由作为长孙的我来签订合同，签了文书之后，土地归人家。1947年土改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没有土地，土改时，我们成为分地户，可见冯家仅几年的工夫便破落到如此地步。 
　　父亲与母亲我的至亲
　　祖父有两个儿子，分别是我的伯父与父亲，他们都是在大赵庄村读小学（初小），之后又到龙华镇上小学（高小）。龙华镇是一个大镇，距离我们家十八里路，它毗邻广川镇，镇里多有读过书、有学问的人。伯父与父亲完小毕业没有继续读书，都离家外出做买卖去了。我的父辈只有这两人，他们都在外，因家里没有男劳动力，家中老人和孩子又种不了地，所以需要依靠长工、佃户帮忙耕种，家里面的牲口也由长工来饲养。 
　　父亲名为冯绍言，母亲仉金英，父母的婚姻是包办的。因为大赵庄村文化气息浓厚，我们冯家是大户人家，在周围村子很有影响，周边各村的人都仰慕我家。景县与枣强县相邻，母亲是枣强县仉毛庄村人，与父亲家离得很近。仉毛庄村也是县界边缘的一个村，母亲家也向往大赵庄有名望的人家，父母的婚姻由媒婆介绍，最终结合在一起。 
　　大概在我4岁时，父亲去世，因为我与他没有太多接触，所以对他没有多少印象。据说父亲长得很帅气，也有文化，他在龙华镇完小毕业后就成为村里的文化人。后来外祖母的一个长辈去世，父亲为其诵读祭文。祭文一般为文言文，因为他有文化，所以能够读下来。据说祖母非常疼爱父亲，因为他是小儿子，祖母比较娇惯他。我没有见过父亲，只看过照片，如今已不记得他的模样。
　　母亲家境很不错，听说她祖上几辈人没有文化，很穷，但却出过一个县长，这是一个传奇。因为穷，母亲祖上就到东北的黑龙江谋生。清末年间，中国和俄国在黑龙江有战事，战争需要通信息，要过黑龙江。河里面有竹钎子和其他的一些障碍物，这是战争双方互相设置的隔离带。母亲家的长辈冒着风险过河送信，立了功，被提拔做了县官。 
　　原本母亲祖上住在离村庄很远非常偏僻的地方，在哪里种地便在哪里搭一个窝棚暂居，不在村子里面住。她家很穷，很多人都逃荒，讨饭似的到偏远地方谋生，没想到长辈拼命做了这么一件事，竟然当上了县官。当官以后母亲家就从种什么吃什么的地里搬回村里并盖了砖瓦房，成为有财有势的人家。母亲娘家要攀高枝，把女儿攀到大赵庄来，父母就这样成了亲。 
　　母亲也算出身官宦人家，与冯家门当户对。母亲是“芝麻官”的后代，没有多少文化，但她家除了种地外，还开过粉房做粉丝，家境比较殷实，所以母亲的陪嫁很丰厚，有各种柜子、橱子、箱子，据说质地挺不错。我记得有大橱柜、箱子、条案、桌子等一大堆成套的家具，至今仍在老家保存。母亲娘家祖上还用当官时县衙里放置县印的盒子作为我母亲的陪嫁品。紫檀木盒子作为传家宝，由母亲带到大赵庄，县官的印章盒子就这样从仉毛庄流传到大赵庄，可能这个盒子现在还在我们家。
　　父亲去世早，母亲便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母亲在父亲去世前怀了妹妹，她带着我们兄妹两个生活，很艰辛。我的家庭是一个封建家庭，原本母亲可以改嫁，但受当时封建思想的影响，她不能走，因为她还有孩子，总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人。母亲的遭遇非常不幸，祖父去世后，她总觉得祖母不重视我们，所以她在家里经常闹矛盾；但越闹矛盾她越努力，在家人面前表现得越能干。母亲身体好，能够下地干活，帮长工摘棉花。母亲虽然不会耕地，但是秋收是把好手，比如说摘棉花、收豆角，她都是一把好手，庄稼地里妇女能干的活儿她都干得很漂亮。 
　　母亲的生活分成两段，早期时，因为父亲去世，她觉得命苦，经常在夜里哭泣，可是她性格又非常好强，从不轻易示弱，她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这就是她早期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后期我们家庭逐渐败落的时候，八路军来到大赵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共产党组织了儿童团、妇救会及民兵组织，此时母亲非常积极，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后参加了妇救会。妇救会主要是联系青年妇女做鞋子、织布，她是会里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妇救会主任，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应该算思想先进的女性。在家庭里，我认为她称得上先进分子，冯家几个妯娌中只有她是共产党员，因为她有闲暇时间联络妇女做军鞋、织布，很不简单。
　　妹妹我的至亲
　　妹妹叫冯景环，家中按辈分取名，父亲是“绍”字辈，我们是“景”字辈。我的叔伯弟弟叫景为、景国、景芳、景超，我的叔伯姐姐叫景敏。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一起生活，当时母亲立誓要把我和妹妹培养成材。母亲最娇惯妹妹，因为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妹妹直到五六岁的时候还在吃奶，可见母亲有多娇惯她。伯父家的大女儿叫冯景敏，是比我大一两岁的姐姐。因为读过书有文化，成为了大赵庄村女校的教师。妹妹总是上着课就被姐姐背回来，吃了奶再回去继续上课。 
　　妹妹小的时候串门走亲戚，大家都把她看作大赵庄村来的大家闺秀，吃饭时母亲不允许她吃葱、吃蒜，后来大家都觉得不吃葱、不吃蒜是大赵庄闺女的特点。后来她也觉得别人吃葱蒜，嘴里有异味，她不愿和别人一样，所以她就不吃葱蒜。时间久了，她自然地形成一个不吃葱、不吃蒜、也不吃咸菜的习惯。 
　　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成为优秀的人。
　　战火纷飞的童年
　　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对社会认识懵懵懂懂，感觉生活很舒适。虽然自己在家里不怎么受宠，但身为长孙，大体来说还被重视。我在外祖母家很受宠，舅舅们对我另眼相看，就因为我来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赵庄村。 
　　周围村里的百姓对大赵庄村人比较看好，认为大赵庄出来的人都有气质。大赵庄的孩子与其他村的孩子有一些区别，比如穿衣服就不太一样：其他村的孩子脏兮兮的，大赵庄村的孩子穿戴一律整整齐齐。在外婆家，舅舅们把我看得比他们的孩子要高贵，这就给我造成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很优越。当时我的绰号叫“小甜”，众人都喜欢我，因此自己不会像别的孩子那般随便淘气。我从不在外面撒尿，也不像别的孩子随便吐痰，亲戚们看见我都说：“这个孩子真不错！”因为大人夸我是好孩子，所以自己更觉得不能乱来，言行举止都规规矩矩的。 
　　或许自幼丧父的缘故，舅舅们特别宠爱我，每逢过年过节村里有庙会，他们不抱自己的孩子却抱我去庙会，然后对别人说：“这是我外甥。”别人一看，也觉得这小孩确实与众不同。每次去赶集，舅舅都带我去品尝农村的豆腐脑、凉粉等平时家中不常见的美味。 
　　“七七事变”后，大约八九月份，一股日本鬼子，因追赶抵抗他们的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大赵庄村，有三件事情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鬼子烧我大奶奶家的房子，大奶奶家的房子和我们家的房子相连。鬼子用柴火点着房子，房子冒着烟燃烧起来，当时没有人敢去救火。 
　　第二件事与四祖父的儿子琴叔叔有关，那时他刚刚结婚，新婚夫妇因为害怕藏了起来。日本鬼子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幸好我家西院的大门后与墙体之间有一些空隙（即夹皮墙），新婚夫妇躲在门后的空隙里躲过一劫。 
　　第三件事简直令人发指。我家西边有户人家，日本人到大赵庄村的当天，该户人家的年轻男人被活活打死。被打死的年轻男人是个老实农民，当时正在院子里面晒苞谷，因为是年轻男人，所以鬼子用枪打死了他。日本鬼子不管年轻人是败落下来的国民党士兵还是以后能反对他们的青年壮丁，他们仇恨中国的年轻人，看见年轻男人就打死，消灭那些以后可能会抗日的青年，日本鬼子残忍至极。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到大赵庄开辟敌后根据地。因为大赵庄是有文化的地方，先进思想大部分也在这里广泛传播，所以大赵庄也是日本鬼子经常“扫荡”的地方，他们频繁骚扰村民。村民基本不住在村里，晚上要逃到其他村庄去睡觉，常去的地方就是小赵庄、副赵庄，这些地方日本鬼子不去，因为当地的人种庄稼、做小生意，日本人不重视。抗战八年期间，我们基本上不能在村里睡安稳觉。 
　　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前面所说的三件事外，还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大赵庄村被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洗劫后的惨象；另一个是日本鬼子进村后，在大赵庄村前、村后建立了两个岗楼。日本鬼子在董故庄附近建立了一个炮楼，此炮楼是他们的据点，炮楼非常高，呈圆柱形，上面有许多枪眼。日本鬼子在龙华镇车站也建立了炮楼，距离我们十几里路远，龙华镇也成为鬼子的大据点。在龙华镇与董故庄之间，日本鬼子修了一条专用公路，这条公路将景县与枣强县联系起来，日本鬼子利用卡车在两座县城之间运送物资。日本鬼子除了依靠专用公路外，还有德石线铁路。
　　抗日宣传阵地初小拾忆
　　1937年我进入大赵庄村初小读书，学校设在村里一个地主家的大瓦房里，该地主过去很有钱，有好几栋宅子：私人住宅、家族住宅，还有他的佃户的住宅。抗日战争打响后，地主们就不怎么活跃了，地主家闲置的房子被无偿占用作为学校。房主就让人把学校厕所里的大便扔到墙外晒起来，晒成干粪做种地的肥料。 
　　大赵庄村小学从外地请来教师为我们授课，“七七事变”以后，学校停了一段时间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共产党抗日地方武装进驻我们村，小学得以复课。学生们第一天用的课本，是边区油印课本，我记得第一课是《人》，第二课是《我是中国人》，第三课是《我爱中国》。当时小学教育还尊崇“孔孟之道”，虽然教科书由当时共产党抗日地方政府编印，但学校的校规还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我至今还记得校门对着教室的地方挂着孔子像，学生进教室前一定要鞠一个躬，但小孩子们也不懂什么礼教，只是遵从学校规章。 
　　我们学习的课本是八路军给的教材，抗日宣传人员到村里面活动的第一站就是学校，因为学校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文化场所。农民天天种地，比较分散，不便于开展宣传工作，但学校不同，教师常驻在学校，农民的孩子白天都在学校学习，所以八路军的宣传人员有什么事情通过孩子就能和村民联系。抗日宣传人员大多是青年学生，他们都很有文化，在延安学习锻炼之后来到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宣传工作。他们除了宣传进步思想外还教唱歌，教村民从延安传来的民歌及一些革命歌曲。虽说宣传工作在学校开展，但实际上却是面对全村的百姓，通过教唱歌的宣传方式建立村民的抗日意识。 
　　们与教师有很多共同话题，经常一起聊天、吃饭，而且住在学校，彼此关系较好。他们还教学生抗日的思想，教学生唱歌。宣传人员通过教孩子们唱歌传播抗日思想，慢慢他们就与村民熟悉了，随之他们便在村里扎根活动。 
　　抗日宣传人员白天说：“晚上咱们学唱歌！”晚上小朋友们吃完饭就都来到学校旁边的场院里，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宣传人员便开始教大家唱歌。学生们唱歌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也跟着学。学校自然也就成了宣传阵地。抗日宣传人员只要开展活动就以小学为基地向外散发消息，抗日思想通过文艺的形式传播给小孩和他们的家人。 
　　我们学会歌曲以后每天要练习，平时上午上课，下午做游戏。做游戏的时候学生分为两队，比赛学过的歌曲，看哪一队唱得好，表面是为了巩固学过的歌曲，实际是一种宣传形式，看看我们记住了没有、记得熟不熟。大赵庄村的人学了歌曲以后再到别的村庄或亲戚家时，人家都说：“你教我们唱个歌吧！” 
　　我记得自己学的第一首歌是“七七事变”之后地方上编的曲子，歌曲是按照民歌的形式填的词。“七七事变”后，我们村地方发大水，此时日本鬼子侵略到华北地区，所以歌词为“七月的大水刚过去啊，八月来了日本兵……”歌词简单真实，人们唱一遍便能记住，仇恨的感情扎根在心里。我当时还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一词，但歌词形象地将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表达了出来。 
　　宣传人员活动的具体内容我们不清楚，不过他们经常了解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的情况，后来慢慢地建立组织、发展党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建立了党组织，再后来有了民兵、妇救会、儿童团。我们学校最早出现民兵、儿童团，他们带领孩子们操练吸引村里群众观看。 
　　孩子们都很听话，一说练操了马上集合。过去孩子们都“放羊”，现在列队，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还得快步走、跑步，这就等于增加了教学的内容，所以宣传人员自然与地方的小学教师配合起来。村里的人们知道这些人有文化，所以很尊敬他们。学生们练习立正、稍息、向左看齐、向右看齐、跑步、慢步走等动作，很整齐。大赵庄的儿童团最出色的活动是劈大刀。用木料作成大刀，按各种姿势劈杀，这种操练引起村民的喜爱。 
　　觉醒的乡亲初小拾忆
　　大赵庄村小学开始变得活跃，它不仅是孩子们读书的地方，还是共产党组织文化活动，传播先进思想的场所。村民白天劳动，晚上抗日宣传人员教唱歌的时候，他们吃过晚饭没有事干，为了省灯油，所以他们不用号召自然就来学校听唱歌，学唱歌，大赵庄抗日文化活动因此日益活跃。 
　　抗日宣传人员利用农闲的时机，组织各村的小学生到某一地点比赛唱歌，学生们一队一队地比赛唱。如果一队唱得好、唱得整齐，另外一队唱得差些，组织者会带动弱队的情绪，激发弱队比赛的热情。最初在我们学校分成两支队伍，这两支队伍你唱一曲我来一段，不能重复，看谁唱得好、唱得整齐。有时候八路军来根据地时也组织歌咏比赛，晚上小学生和部队比赛唱歌，大家都喊：“部队来一个”，“学生来一个！”随着宣传工作的不断深入，村与村之间也开展了这样的比赛，部队也组织这样的比赛，无形中丰富了抗日思想的传播形式。操练也组织各村小学比赛，不分胜负，每个学校都操练一次互相观摩。 
　　虽然宣传人员在根据地没有明确提出抗日，但大家都清楚宣传工作的用意，因为周围有日本鬼子的碉堡、炮楼，日本人经常来村里扫荡，大家的生活不安定。宣传人员在根据地循序渐进地传播抗日思想，调动村民保护祖国家园的情绪。 
　　因为鬼子常常乘坐卡车进行扫荡，从1938年起，八路军号召村民“破路”（指破坏道路），为什么要“破路”呢？因为凡是能够进村的道路，虽然都是土路，但日本鬼子的卡车也可以在上面走，而且速度快，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路上挖沟。沟要挖得与牛车、马车的轱辘大小差不多宽，这样村民的牛车、驴车可以走，但卡车无法行驶。关于“破路”还流行一首歌曲：“‘破路’，‘破路’，大家来‘破路’，破坏了道路，大家有好处。”这首曲子不用教，小学生一唱农民就都会唱了。《破路歌》简单易懂，这种表达民心民意的歌曲自然在解放区里迅速传播。村民们愿意“破路”，即使挖沟会占用村里百姓的土地，因为挖出来的泥土要放到沟外，因此占用农民的土地。对于占地，农民没有怨言，而且还很支持“破路”，因为这种做法可以保护村庄的安全。 
　　邻村的小学受大赵庄村的影响，除了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外，抗日文化活动开展得也非常好。抗日宣传人员不仅到各村庄里传播进步思想，而且还有行动，建立了一些组织，例如儿童团。儿童团有一个任务，也是各村小学的一项新活动——送“鸡毛信”。在我们那里“鸡毛信”其实就是一张信纸，农村的纸很薄，内容写好后将信纸对折两次，对折后的信纸再别三下即可。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成为儿童团的团长，但自己并没有觉得当儿童团团长很光彩，只是尽职尽责地带领大家唱歌、送信。如果抗日的干部要开会，便将开会通知，包括开会的时间、地点及主题都写在信纸上，小学生将“鸡毛信”送到各村小学。一村传一村，“鸡毛信”传的速度非常快。 
　　“鸡毛信”被送到小学后，小学教师马上派孩子将消息告诉民兵队长、妇女主任或者村里的干部。例如开展“破路”活动时，抗日宣传人员要开会动员大家一起行动，如果只有我们村“破路”，日本人还可以从其他村迂回过来，所以各村都要行动，活动前各村之间要通过“鸡毛信”来传递消息。再比如各村学校要赛歌，各村民兵、妇救会有什么工作要联合行动等，都是通过“鸡毛信”来传递。当时通信手段有限，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其他通信方式，小学生们送信的优势在于他们随时可以行动，一点不耽误会期。
　　留镇庙完全小学
　　因为大赵庄村初小只有四年级，完小才有六年级，所以我初小毕业后，来到留镇庙完小继续读书。留镇庙距离大赵庄村约六十多里路，属德州市管辖。德州是德石铁路（德州到石家庄）的终点站，也是京福路等公路的交通枢纽，留镇庙是德州郊区的一个大镇。留镇庙表面上被日本人统治，但暗地里却接受共产党领导，所以它属于“拉锯区”。 
　　日本鬼子和八路军都在留镇庙安插自己的力量，培养一些为己所用的人。完小的校长由日本人任命，拿日本人的薪水，但他对八路军也很好，八路军也认可他。我记得1942年左权将军牺牲，当时大家就在学校学唱“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以纪念抗日英雄。学生唱革命歌曲，校长从未干预，也没有人报告日本鬼子。 
　　我能去留镇庙完小读书要感谢家族里的一位叔伯祖父，他出身地主家庭但是有文化。上面派来的共产党员到大赵庄活动，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们都会想办法和他接近。抗战时期对于开明的地主，人们不称其“地主”，而称其“开明绅士”，叔伯祖父便是这样的“开明绅士”。共产党人经常和他聊天，后来又把他介绍到某地训练，关于他生活或训练的经历没人清楚，叔伯祖父到留镇庙地区当了抗日的区长。 
　　叔伯祖父名为冯晋肃，我与他的大儿子在同年级读书。叔伯祖父当了区长以后，就想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比较好的学校去读书，因为我和他儿子是同学，而且大家同族，所以我借着区长爷爷的光也到留镇庙完小读书。大赵庄除了我还有大祖父的孙子冯景国及住在村西的冯建中，董故庄的刘俊秀、刘澜涛同学一道去留镇庙完小读书。留镇庙的学校对外开放，但以本村和本镇上的孩子为主，还有其他一些村的学生。印象里，冯建中家的长工认识路，所以每次上学都由他送我们，六十多里路，一路步行，早上出发到傍晚才可以到达学校。 
　　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在留镇庙上学只能住校。留镇庙是一个大镇，当时它已经非常繁华，有各种各样铺面、商店，街道非常整齐，而且经济也很发达，镇上还有卫生院，百姓有病去看医生，看的不是中医而是西医。上学时我第一次看见红药水，有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家里开西药铺，我哪儿受伤了、哪儿肿了就抹点红药水，然后用消毒的黄色纱布包扎起来。孩子们出门上学，家里给一些钱，学校有位老师开了一家文具铺，卖“文房四宝”，他既教书，又是文具店的掌柜，他把我们的钱都收起来，然后给我们一个折子，和如今的银行存折一般。我们把钱存在老师那里，老师替我们保管，需要用钱的时候就签字领取，当时觉得老师的做法挺先进的。 
　　在完小第一次上日语课的印象我至今记忆犹存。由于日本人要考察，所以学生们要念几句日语，可以应付日本人即可。留镇庙完小把我的文化基础打得十分牢固，我们读初小的时候没有历史课，到了留镇庙小学开始上历史课、语文课，还可以学习各种模范作文。写作文的时候可以照抄里面的好句子，批阅作文的老师会非常认真地为学生写评语，看到好的句子时还会称赞学生，尤其是语文老师讲课时引用好句子的时候，我特别用心地将其记下，仔细品味。记得我的一篇作文引用了范文的好句子，语文老师在句子上画了好多红圈，这使我特别高兴！范文的句子想不起来了，但这些红圈都历历在目。
　　研习书法
　　大赵庄初小和留镇庙完小是我少年求学的两个阶段。初小的学习虽然不系统，但我在书法方面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初小阶段，我除了重视语文、算术等文化课的学习外，还重视写字的训练，那时字写得好会被人称赞学习好。当时地方学校有村与村、乡与乡之间互相巡视的老规矩，每隔一段时间，外地人就会到学校考察，老师首先会把字迹漂亮的作业拿出来让人们评判。评价村里学生学习的好坏，字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如果字写得好，说明学校教学好；字写得不好，就说明学校的教学不怎么样。因为语文除了背诵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检验，所以当时的考察标准便是字写得好不好。 
　　大赵庄村小学对写字非常重视，学生们每天早晨6点多钟起床，不吃饭就到学校里研墨、写字，然后再回家吃饭。祖父也经常要求我们练字，并且为我们指点迷津。初小时，自己的字经常被老师拿给访学的人评判，我在自豪的同时更加刻苦努力。完小即将毕业的时候，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地区发展得很快，对日本鬼子的打击很大，日本鬼子在华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因为我们上学要途经龙华镇鬼子的炮楼，鬼子随时可能射击中国人，而且日本人封锁得很厉害，所以我不能去上学了，待在家里有时间也练字。 
　　练习书法的过程令人享受，我一边研墨一边看着字帖，同时考虑这字该怎么写，思考今天写大字还是小字，自己有一种享受和陶醉的感觉。练字需要用纸，虽然我买不起纸张，但一般有文化的大户人家有许多线装古书，古书开本比较大，我们把古书的装订线拆开，便可取出书中的纸张，然后在空白的地方写小字，写完小字又在上面写大字。幼小的我并不知道古书的价值，如果那些书保存下来，现在可就值钱了。
　　参加民兵
　　我离开留镇庙完小时，解放区的文化也渐渐发展起来。八路军开办的完小在大赵庄开始招生，我和堂弟们希望继续读书，参加了八路军的招生考试。虽然自己考了第一名，但那时家里已经很贫穷，供不起孩子上学了，所以我的读书梦暂时告一段落。不念书还能干什么呢？恰逢村里的民兵已经发展起来，而且小学同学在村里担任民兵队长，他动员我们参加民兵，说当了民兵以后也可以学习。 
　　听说当民兵也可以学习，我便加入了民兵队伍。加入民兵队伍没有条件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一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民兵，否则会让人觉得很落后。但参加民兵的年轻人表现不同，有的人比较积极，有的人表现不积极，不参加活动，我们年纪小，愿意与人交流、学习。村里的民兵负责管理村子的治安，例如秋收时节，农民的秋玉米不能被别人随便乱吃，因为解放区的粮食很重要，谁也不能动这些粮食，所以民兵除了站岗、放哨外还要负责这些事情。民兵队长用他在小学训练的那套方法来训练民兵，民兵站队、操练都要整齐，其实这就是一种简单的军事训练。民兵在村里比较活跃，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要积极参加村里面的踩高跷、打锣鼓等庆祝活动。 
　　参加民兵是我从事革命工作的关键时期，民兵号召做的所有事情我都很积极、认真去做。虽然稚嫩的我对抗日思想了解得并不深入，但觉得当民兵是村里青年人最正当的一项任务。因为村子要时刻提防敌人扫荡，民兵要为村民的安全站岗，邻村只要有动静，大赵庄村的民兵立刻行动起来，民兵组织大家逃跑，所以民兵的作用不可小觑。 
　　敌人在我们村一带的活动，主要依靠公路运输物资，我们就要破坏公路；鬼子使用电话传输信息，他们用木头架起电话线，我们就破坏电话线，把电话线剪断，使敌人无法通信。民兵在敌后破公路、剪电线，既为村庄的安全提供了保障，同时又协助了前线部队作战。破坏公路、剪电线，事情不是很难，就看我们敢不敢干、去不去干，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破坏公路要设计好在哪儿下手，如果在村庄附近就麻烦了，鬼子会对村庄进行报复。 
　　大赵庄村东有一个小村庄，那里有茂密的树林，八路军曾在那里打过鬼子一个伏击战，敌人的汽车行驶过来以后，八路军在树的掩护下将汽车摧毁。日本鬼子随后对该村进行报复，将村民全部屠杀，房子烧光，所以搞我们的行动需要有周密计划，不能在村子周边动手。 
　　另外，地方上有大恶霸，专门欺负村民、横行乡里，占人家土地田产，占人家房子的房基，霸占人家的妇女，百姓称这种人为“恶霸”，斗地主、打恶霸也是民兵的任务。大赵庄村的民兵很厉害，周围村子的事也管，周边村有恶霸欺负人，闹到地方、区里，大赵庄村的民兵在区委领导下把恶霸抓来，关在我们村。会道门（“会门”和“道门”的合称）我们也管，他们宣扬迷信、骗钱、惹事，如果侵害群众的利益，人家告状，我们就对其进行处理。 
　　民兵种庄稼、站岗放哨、破坏公路、剪电话线、维护治安等等，为村子做了很多好事，所以很有威信，民兵说话其他人比较信服。日本人投降以后，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有一些人想投靠国民党，串联搞活动的人蠢蠢欲动，县里面正式的部门没法干预他们，但民兵可以管。晚上几个村的民兵跑到他们搞串联活动的地方操练、喊口号“一二一”、“一二三四五”，其实目的就事警告那些人，使他们不敢活动，或者把他们活动的范围缩小，所以民兵在当时的作用不可小视。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有的地方出现了“还乡团”，即土改运动逃走的地主、富农还乡归来，他们要夺回自己的土地和财富，但他们不敢在我们村活动，因为我们的民兵很厉害。在抗击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战争中，八路军在我们那里举行了全县民兵大汇演，阵势宏大。解放区的革命力量很雄厚,全县的民兵在一个大镇上汇演。大赵庄村民兵队长训练有方，民兵跑步、正步走、慢步走、快步走，队伍非常整齐，因此我们村的民兵团队获得了全县汇演第一名，县里为我们拍了一张操练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照相，第一次有照片，很珍贵。 
　　这次汇演还有一件很值得回忆的事。当时民兵组织除了军事训练和表演外，还有文化水平测试，由县里出一些题，各个村里的民兵派代表参加考试。民兵的活动我都参加，而且比较积极，所以我代表大赵庄的民兵参加考试。后来由于区里参加考试的人员数量过多，要从区里抽一份卷子出来，才能对等地和别人比赛。结果我的卷子被抽出来，区里觉得我的卷子答得最好，而且字写得好，应该是区第一名，于是我在全县民兵文化考试时出了名，区里知道我不是一般的民兵，有文化，思想进步，所以比较重视我以后的发展，这次汇演之后，我成为了大赵庄民兵指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进攻华北地区，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展开正面战争，我们民兵的任务是破坏德石铁路，阻止国民党向华北地区运送军队和物资。作为民兵指导员，我代表大赵庄村民兵去领受任务，组织并指挥民兵到龙华镇破铁路。当民兵和民兵指导员期间，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日本人投降以后，我们从龙华镇鬼子炮楼得到两杆三八大盖枪和一把大的指挥刀，不知道是不是县里分下来的。作为民兵指导员，指挥刀和枪等很珍贵的东西都由我保管。
　　特殊的经历
　　作为民兵指导员，我的工作很出色，后来因为需要，我又去教书。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村里的小学教师出身地主家庭，土改运动开展后，村里要斗地主，他很害怕，逃离了大赵庄村。教师跑了，小学没有人授课，但学生不能停课，此时我自然成为教师候选人，于是从民兵指导员转为小学教师，开始教书，村里给我发公粮，公粮相当于现在的“津贴”，实际上就是生活费，一个月几十斤小米。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公家的“津贴”。 
　　1946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开展“土改”运动，将田地分给农民。因为要巩固胜利果实，不能让国民党把地抢回去，共产党通过动员农民里的积极分子保田、参军来对付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疯狂进攻。农民分到了土地，大家有一种保卫自己家乡、捍卫“土改运动”成果的思想。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们有文化的人可以看报纸，知道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华北地区是解放区，不能让蒋介石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我参加民兵时已有保卫胜利果实的思想。我的思想在当时比较进步，自己成为民兵指导员、小学教师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为什么又当了土改小区书记，这是另外一段历史。 
　　我们区是大区，因为土改要动员民众，大区短时间内动员不起来，于是就把大区分成小区。我们小区的土改小区区长是冯家的一个佃户，叫侯书香，他出身好，在我们村里的很多人家做佃户，因此非常熟悉大赵庄村。 
　　组织任命侯书香担任小区区长，他也最有资格，但他没有文化。开展土改首先要把各个村的土地状况了解清楚，将地主的土地和全村的土地丈量以后得到一个平均数字，然后通过一定的手续与政府机构的认可才能实施分地，村里的农户分地依据这样一个程序。丈量土地不仅需要用到尺子，更需要用到知识，因土地面积需要计算，所以土改的工作需要有一定文化的人来做。于是，我被侯书香提名做了小区书记。 
　　小区书记协助小区区长工作，宣传土改政策，建立农会、土地分配、造册统计数据，这些工作侯书香都信赖我去做。为什么呢？他了解我，我们很早就认识。我是民兵指导员和小学教师，有文化，15岁已经入党，政治上可靠，侯书香指定我担任小区干部，我俩一起投入到土改运动中。每天晚上农民下工，我们就到别的村召集一些积极分子开会，讨论工作怎么进行，村里为何划分成分，为什么要斗地主等等。在这期间，我是一身三任，既是民兵指导员，又是小学教员，同时又担任小区书记的工作。白天主要是教书，晚上搞土改、做民兵工作，不占用整天的时间。 
　　我们还组织诉苦大会，动员以前受地主迫害的老百姓来诉苦，因为地主欺压老百姓，所以必须要斗地主，斗地主之后才可以分地，否则农民不会接受地主的土地，老乡们不敢随便要别人的土地。通过诉苦会，农民知道地主们过去有恶霸的行为，有抢占别人劳动成果的行为，他们不劳动靠剥削别人得到许多土地，要把他们不劳而获的这种罪行讲述给百姓。农民们认清地主恶霸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一种政治势力，大家以前受他们压迫，现在不受他们压迫了，才会坦然接受地主的土地。 
　　土改运动时各村纷纷召开诉苦大会，一些大地主被戴“高帽子”游街，威风扫地。地主过去横行乡里，最无耻的就是霸占妇女。被他们强暴过的女人出来诉苦，地主们的恶行被揭露，人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 
　　担任土改小区书记时，我白天参加劳动、民兵活动，晚上为土改运动奔波。虽然土改任务多而重，但自己积极地去面对压力。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人也应该积极地寻找自己适合的岗位，因为自身的条件允许，所以得到许多锻炼的机会。土改时，村里编造册子必须由我写，因为字要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村里没有人写字赶得上我。 
　　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的年龄，经历却丰富多彩，扮演了许多角色，包括小学教师、民兵指导员、小区土改书记，自己在工作中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滏运中学高师班
　　1946年至1947年，我被区里选拔到河北省衡水市滏运中学高师班学习。学校因坐落于衡水滏运河旁而得名。这时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我们家乡正在进行土改，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在国民党还不能打到我们华北解放区的时候，八路军一方面组织民兵备战，一方面发展教育。可教师资源短缺，所以在农村，甚至整个华北地区，培养完小教师成为重要的任务。 
　　滏运中学原为抗日解放区中学，它不是现在意义上的高师班，而是培养完小教师的示范班，是按照师范教育的框架模式来培训教师。我们全区选了两位小学教师到滏运中学进修，一个是我，另一位是吴中沄，我们都是党员。在区里办了行政手续和党员组织关系手续之后，我成为该中学高师班的学生，学校派最优秀的老师为我们讲授教育及有关的文化课，讲授如何将知识传授给孩子们。
　　滏运中学高师班不公开招生，它是特别时期形成的历史产物，学校从每个区选拔两名优秀的小学教师进高师班。特殊的时代需要特别的人才去做特别的事，我过去从事的工作为自己创造了条件，有幸被选到滏运中学进修，这足以说明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在滏运中学进修期间，我对哲学有了初步了解，虽然自己不能系统地学习哲学知识，但为自己日后与哲学结缘奠定了基础。在滏运中学学习期间，我有了很大的进步。 
　　初识哲学放飞梦想
　　我是滏运中学高师班里年龄最小的人，也是班里学习最认真的人之一，这个时期我看了许多书。解放区图书馆里的书不多，我最喜欢看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闲暇之余还看一些文艺书，但哲学书籍对我的影响很深远。我青年时期的哲学思想就是从《大众哲学》中领悟出来的，它很有趣而且内容丰富，让人深思。有些内容很生动，很有哲理，比如“果树林里找桃树”，“雷峰塔的倒塌”等，直到现在还牢固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哲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哲学需要用脑思考，哲学思维不能通过物理、化学的方法获得。自然科学是通过实验、化验、化学反应形式来作用于感官得到的概念，但哲学不是如此，哲学用思维、概念去理解思想，它不属于常规知识的思想。一般常说理性，理性为何物？物理、化学的方法不能化验出理性的概念与意义，它是具有开拓性的思想。例如，天文学可以用数学来描述，它是对整个大的物体的思考，可依靠一般的物理试验。再如什么是物质？到处都是物质，水果是物质，纸也是物质，录音机也是物质，那到底什么才是物质呢？怎么理解物质呢？这些宽泛难懂的概念并非小学教师的水平可以理解。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我读了许多关于理性的书，例如《哲学入门》，最初自己读不懂书中内容，可越读不懂，就越想去读。 
　　滏运中学想把我们培养成普通完小教师，但我没有这么单纯地看待进修学习。我觉得这是获得知识的阶梯，物理、化学、生物的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哲学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如何而来？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可是人们都在思考。鸡生蛋、蛋生鸡这个事实小时候就知道，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喜欢用哲学思维思考这些问题。 
　　1952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下文简称“人民大学”）读书，主修财政系长贷专业，即基本建设投资银行专业，所以读过《资本论》。大学期间自己喜欢两门课：一门是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讲述联共党史，里面共有四章二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门是黄达老师主讲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这门课程涉及许多《资本论》中的理论。 
　　1956年人民大学哲学系刚刚成立，我从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转到哲学研究班。马列主义基础原是综合性质学科，不分专业，在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学习一个学期有消息传到班里：下学期分专业，有三个专业——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同学们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专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哲学，自己的梦想从这里正式起飞。 
　　我喜欢文学与哲学，在整个大学时期，我订阅了《诗刊》。那时人民大学校园里有各种学生社团，校工会也经常组织活动，调干生可以参加校工会的活动。作为哲学研究班的工会委员，同时又是诗社成员，学生社团与校工会的活动我都参加。参加诗社活动很有意义，人民大学的诗社很活跃，经常组织诗歌朗诵活动，有一次诗社组织大规模朗诵会，《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袁水拍亲临现场。朗诵会上一位同学朗诵我创作的诗获奖，因而我的胆子大了些，朗诵会结束，将自己创作的几首诗寄给袁水拍，没想到大约过了两个月时间，《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竟然发表了我的诗。 
　　原创的诗能在《人民日报》的副刊发表也算对自己多年爱好诗歌的一个勉励，但诗歌与哲学相比，本人更喜欢哲学。在学校哲学研究班学习哲学不必说，早在解放区滏运中学读高师班时我已经痴迷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不仅从图书馆里借阅该书，因为喜爱至极还特意买了一本带在身边。《大众哲学》将一颗哲学的种子埋进我的心灵，这颗种子即是“凡事都要懂得一个道理”，至今自己仍记得书中经典的篇章：“雷锋塔的倒塌”是讲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果树林里找桃树”这是讲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大众哲学》所讲的原理形象易懂、论证有力，它论证的事情叫人信服。 
　　遨游哲学殿堂
　　人民大学成立哲学系不仅对学校来讲是件大事，对国家来讲也是件好事，从此学校哲学系开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阵地成批地输送人才。 
　　哲学研究班第一学期的课主要有三门：哲学原理、欧洲哲学史和自然辩证法。哲学原理是主课，主讲人是肖前老师；欧洲哲学史主讲人是苗力田老师；自然辩证法主讲人是黄天寿老师。三位老师都是我进入哲学殿堂的领路人。 
　　肖前老师讲哲学原理，当时国内没有哲学教科书，肖前老师一字一句地讲，我们一字一句地听。肖老师讲的哲学原理可能是从苏联专家那里传来不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理都很基础，诸如哲学基本问题、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等等，当时这些原理对我们学生来说很新鲜、很重要，可以说是我们步入哲学殿堂必经的阶梯。 
　　苗力田老师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家，他的欧洲哲学史课为学生开拓了眼界。苗老师讲课很有特点：无论讲解哲学学派还是哲学人物，都如讲故事一般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他为人和蔼可亲，说话不紧不慢，很有感染力。苗老师课后会发一些关于重要哲学学派或重要哲学人物的小卡片，可惜那时我不够重视哲学史，没有将珍贵的史料保留下来。 
　　黄天寿老师比我们调干生还年轻，但他很严肃。黄老师讲完课一般不与学生交谈，我们都很羡慕他，如此年轻却这样有学问。黄老师的课主要讲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为日后学习辩证法打基础。遗憾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时停了他的课。 
　　1956年国内的哲学界也十分活跃，关于人大哲学系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件是哲学系除了为我们开设三门主课外，还邀请北大学者、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来校为学生讲黑格尔哲学，邀请康德哲学研究专家郑昕讲康德哲学。另一件是当时哲学界非常活跃的人物关锋来人民大学哲学系作报告。关锋的报告讲的是典型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内容，北京大学两位学者的讲座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内容，无论唯心主义还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主讲人都是中国哲学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如今回想1956年进入哲学研究班的情形，我依然对自己刚刚进入哲学殿堂的幼稚经历而感到骄傲。当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陈云在会上做报告，号召 “向科学进军”。人民大学哲学系为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向科学进军”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来说，就是向哲学进军。
　　实践论与天才论
　　记得刚开始研究哲学时，我第一次接触的实践观点就是毛泽东实践论的观点——“知识来源于实践”。因为唯物论、认识论都是哲学基本课，所以哲学研究班第一学期的课程中就有“认识来源于实践”的知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可以认识，但认识物质要依靠实践，没有实践便不能认识事物，如果人们想得到真知，必须要实践。青年时，我想成为“大人物“，读了许多文学作品，潜意识里希望自己一生有所作为，但奋斗目标并不明确，有些模糊，仅想做一件令自己引以为傲的事情。觉得如果每天重复上班、下班，有什么意思呢？ 
　　肖前老师的哲学课在讲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时候，特别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这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实践观，引起我极大的注意，同时暗暗地选定一个题目——“实践论与天才论的对立”。随着对哲学实践观的学习不断深入，我更加坚定研究该题目的决心。因为要 “批判天才论”，所以研究文学史、哲学史以及人类历史上伟人如何成就事业的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功课。确立“批判天才论”的题目后，我几乎每天都在图书馆翻书钻研，除了强化实践的哲学观点外，还从中外科学家、文化名人的事迹中找寻与实践相关的事实。当时老师们做学问都按照专题来收集资料，然后做成资料卡片，我效仿此方法做了许多文学家、天文学家、诗人和哲学家的资料卡，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了解其成长的过程。伟人成就事业确有天才的因素，但他们事业上取得成功绝对是依靠个人坚持不懈地努力。伟人们艰苦的经历、坎坷的生平常人无法想象，他们用意志来克服困难，积极地实践，取得真知。 
　　人获取智慧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生物遗传基因，即父母的遗传。如果一个人的大脑不健全，那么他以后的发展空间就会很小，但只靠遗传因素并不可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如果人一直迷信自己的遗传基因而停滞不前，那么此人注定不会有大的造诣。另外一种途径是家庭的氛围、生活环境的影响。遗传因素的确可以产生天才，但学习哲学之后，我知道“认识来源于实践”，只有实践才能具体地接触事物，才会获得真正的知识。真正的天才必定离不开实践，天才的认知也需经过实践和努力。我认为：人们不要迷信天才，虽然天才确实存在，但如果要攀上科学的顶峰必须依靠“天才+钻研”。 
　　为研究“实践论与天才论的对立”课题，我不知做了多少资料卡片，并且为它们分了类，当时真有拉开架子做学问的气势。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开始，研究工作也由此中断，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再也没有机会进行下去。现在回想起这段往事，只觉得自己年轻时很幼稚，不过却不失为我学习哲学时的一段有趣经历。
　　求学路上的插曲——夜战十三陵水库
　　1957年下半年 “反右”斗争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组织学生劳动锻炼，哲学系被下放到昌平，我们班被分到昌平公社沙河镇大队。沙河镇大队有两个小队——沙河镇南队和沙河镇北队，我与十几个同学被分到南队。学生们劳动由生产队长指挥，吃饭问题自行解决，南方同学做南方风味的饭菜、北方同学做北方风味的饭菜。生产队粮食充裕，米面不限，同学们各显其能，饭菜花样很多。尽管劳动很辛苦，但大家过得很愉快。 
　　哲学研究班同学在沙河镇南小队劳动一个月后，同学们参加了十三陵水库大坝的建设。沙河镇距离十三陵水库大约二十多里路，为了方便学生在水库劳动，沙河镇大队为南队和北队学生在小龙山扎了营地，小龙山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包，距离十三陵水库四五里路。因为营地距离水库较远，加之我们劳动强度高，生产队便派人为学生做饭。 
　　学生们为建水库大坝挑砂石，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每天下午五六点钟起床吃饭，八点多钟到坝区接班。白天卡车将砂石运到工区，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砂石装进筐里，然后用扁担挑上大坝。同学们担着砂石走二里多的斜坡山路才能到达大坝顶，每完成一次任务大家会获得一枚牌子作为奖励，工地上的大喇叭彻夜以顺口溜的形式表扬好人好事，鼓舞我们的士气。 
　　因为自己喜欢诗歌，所以我利用中间休息时间，将见到的好人好事写成“顺口溜”送到广播台，大喇叭很快将“顺口溜”播放出来，大伙听着广播非常高兴，身上的担子仿佛也轻了许多。同学们在十三陵水库修大坝时已是10月份，劳动休息时，大家拿出已经冻得硬梆梆的窝头，就着大萝卜咸菜，吃得特别有滋味。 
　　为十三陵水库挑了一个多月砂石以后，同学们回到学校，哲学系对此次劳动锻炼进行了总结，哲学研究班和哲学系的同学还对此进行了评比，除表扬好人好事外，还选出了劳动模范。我们班的李毓英同学当选劳动模范，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时，每人一次挑两筐，而他每次挑四筐，他的精神的确令人敬佩，哲学系全体师生都认同李毓英为劳动模范。在那个奉献的年代，在十三陵水库的夜战中，我们自觉并且奋力地为祖国作贡献。
　　哲学不归路
　　1958年上半年，人民大学复课。课余时间我从学校的广播里听到发动“大跃进”的消息，从此“大炼钢铁”、粮食产量“放卫星”就开始了。哲学系为响应号召，准备建一个炼钢炉，进行炼钢。最初我的任务是为炼钢铁购买耐火材料，但不久接到研究班领导的通知：“北京市委要求学校派人去北京市普及哲学，冯景源、张棂、张学惠三位同学尽快到牛街回民学院报到。”我们三人马不停蹄地赶到回民学院，当时回民学院也正在大炼钢铁，院领导热情地为我们安排好食宿。大家初步做了分工，讲课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哲学基本原理，另一部分是报纸上有关“大跃进”、“大炼钢铁”及人民公社的先进事迹。 
　　回民学院的师生们白天炼钢铁，晚上听我们讲哲学。哲学原理不外乎主观与客观、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唯物论与反映论、实践论与真理论，虽然我们学习这些哲学原理的时间并不长，但将哲学原理与报纸上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授课，课堂充满了趣味性，因此回民学院师生很喜欢听我们的哲学课。 
　　我在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哲学原理，到回民学院普及哲学是自己第一次向他人讲述哲学，学哲学与讲哲学不仅丰富了我的哲学人生，而且对自己毕业后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也有积极影响。现今回忆大学时期学哲学与教哲学的历史，感触颇多。 
　　第一，哲学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在触动人们的灵魂方面其他学问无法替代它。历史需要哲学，因为历史上各种哲学的产生都是时代的需要。 
　　第二，历史上的事件，有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有些却不符合，但这些事件都运用了精神武器——哲学，尤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件，它们极力想办法运用这种精神武器。 
　　第三，既然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身为哲学工作者便肩负了一种使命——正确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 
　　第四，我们最初所掌握的哲学思想大都来源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们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们学习的哲学原理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真传，而是斯大林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解体系，该理解体系的一些概念、范畴和逻辑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的哲学成就。当然，学习这些哲学原理对人类有益处。
　　第五，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斯大林式的原理，一种是马克思的哲学。前者教导我们运用哲学的概念、范畴、逻辑将事实涂染上所需要的哲学颜色，有了这种哲学，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出道理。马克思哲学不同，它注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属于具体事物，它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历史事实中探寻出概念、范畴及发展的逻辑。斯大林式哲学原理从方法论上来说是教条主义的套用，马克思的哲学原理从方法论上来说是从历史事实的研究中得出理论理解。 
　　第六，《探寻马克思》，这是当代一位学者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原文中探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专著。它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从教科书园地里成长起来的学者，又以教科书中的‘知识’为依据去探讨问题，这与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进程实在是没有多少干系的。” 
　　第七，在我国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缺憾，即忽视马克思思想形成史的文献研究。把马克思的哲学——唯物史观放在“三个组成部分”的“三驾马车”的框架中来探讨。这样的探讨，把唯物史观放在了“三驾马车”的一驾“马车”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适用”、“推广”代替唯物史观产生历史的研究。这就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 
　　第八，在我国一些从事马克思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中，还存在着另一种缺憾，即在对马克思哲学文献的研究中，注重的多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中期《资本论》的研究，而忽视其晚期文献的研究。这里主要是关于《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深入探讨，后者这两个晚年“笔记”，既是马克思进一步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也是结合东方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实践的需要。突出地表现在东方后进民族的“跨越”发展理论中。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制定之后，他在理论研究上，主要体现在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和应用；另一方面，是对东方后进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研究。而后者正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所需要的。这种“哲学体系”因缺少马克思关于后进民族和国家“跨越”发展的理论。因此，这种“哲学体系”也是非常不完整的。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从马克思的文献中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真传。我参加了这种活动，深知研究这种文献的必要。虽然我已年逾八旬，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但自己不能从哲学理论中离休。研究了一辈子哲学，经历过历次的政治运动，亲见哲学原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自己也经常运用哲学原理，所以哲学原理的命运我可能感受得更深。现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我有责任更有迫切感，很荣幸自己能与年轻人一起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生之年，我仍会坚持不懈地走在探索的道路上。哲学，我的不归之路。
　　结缘中国科技大学
　　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就业方面不存在学生双向选择的情况，国家为学生分配工作的依据是“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当时人民大学的学生并不是根据生源地分配，而是全国范围内分配，我面临分配时没有多少想法，一心听从国家安排。1959年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国家将我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执教。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创建于北京，郭沫若出任首届校长，学校创办时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建校后，学校直属中国科学院管理，中国科学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综合”的办学方针。学校紧紧围绕国家急需的新兴科技领域设置专业，创造性地将理工科及前沿科学与高新技术相结合，注意基础课教学，高起点、宽口径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且当时学校有包括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赵九章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学校迅速发展，建校第二年即被评为全国重点大学。 
　　中国科学院下设好多个所：自动化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等。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后面向全国招生，但当时招生带有半秘密的性质，因为涉及 “科技”领域，校方招收学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一般人不能进到该校读书，所以我被分配到中国科技大学教学还很满足、很高兴。 
　　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个政治教研室，它包括三个教学组：哲学教研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党史教研组，我被分配到哲学组。因为我一直在喜欢的教学领域里努力工作，所以教学工作还算可以，很快担任了哲学组的副组长，再后来担任哲学组组长。政治教研室的教师经常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劳动我们也跟着去劳动，政治课教师与学生生活在一起的目的是为配合班主任做思想工作，当然政治教师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学。虽然同为教师，但政治课教师和教数理化教师不太一样，其他的老师大多是所里的专家，教完课就走。当时我负责原子核物理系的哲学课，班里的学生病了，不能吃食堂的饭，我从家里拿来小饭锅，为有病的孩子煮面条、煮鸡蛋。政治课教师关心班里学生的情况，就像过去老八路的连长、班长关心战士一样，这也体现了国家对专业人才的爱护。 
　　中国科技大学许多系主任是非常有名的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没有专业知识，在学校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负责学校的团组织生活，如何培养党员，如何建党支部等工作。当时的学生经过严格的政治挑选才进入学校，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为有政治素养的科研专家、人才。
　　为人师传授哲学
　　早在哲学研究班时我就讲授过哲学课，所以在中国科技大学教哲学已经不是自己第一次讲课。我到大学执教的第一节哲学课并没有局促，也没有表现出不习惯课堂的状态，而且有信心在哲学上征服他们，并深信自己传授的哲学原理能够让学生们受用。最初走上中国科技大学教学岗位时，我按照传统教科书的内容去理解哲学，授课时先为学生讲通俗易懂的基础知识，告诉他们什么是哲学、“世界是物质的”等概念，让他们进入哲学殿堂，进入到哲学的思维方式中。 
　　因为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南海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外国人相信上帝，所以世人自然会有朴素的迷信观念，这种观念来自社会和家庭，而且形成已久，孩子难免会耳濡目染地接触一些迷信思想。怎样教育刚刚开始接触自然科学的学生呢？哲学的第一堂课就讲“世界的物质性”。什么是物质呢？有人说宇宙由上帝创造，故而宇宙不属于物质，这便进入哲学领域了，大家要讨论的问题已不在物理领域、化学领域及无线电、原子核物理的领域。我讲述“世界是物质的”，学生的脑子里会建立一个物质概念。当时有一本全国通用的哲学教材——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书中多是一般的哲学原理，我不完全按照该书讲课，仅以它作为教学的理论依据。 
　　中国科技大学有一所业余学校，院校开设各种基础课程，例如数学班、物理班，而且对全校职工开放，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去学数学，学一些原子核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我为不同专业学生讲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例如为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上课，会讲些原子核物理的一般知识，尽力将哲学原理与学生所学专业结合，以便于学生们更好地接受哲学知识。物理学中的“物质”是自然概念，自然概念与哲学概念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它们都讲物质世界的问题。我们要用崇尚思维的方法来接受哲学，例如讲“物质第一性”哲学上的定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世界第一性，物质客观存在”，上帝被排除在外。 
　　备课认真是我作为教师最大的优点，自己执教哲学期间从未靠课堂背讲稿来完成教课任务，每堂课前我都非常认真地浏览各种参考书来备课，自己讲到的每一个原理，都举出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证明，这些例子主要是为说明理论本身的内容，所以学生很感兴趣。学生们接受“物质第一性”的概念，因为他们学习自然科学，希望获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知识，而且他们刚刚接触哲学，觉得非常新奇，兴趣十足。 
　　中国科技大学的哲学课程只修一年，包括上学期和下学期，讲什么内容一般都由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决定。教师们的教学题目和内容相同，但教师们要根据自己所教的专业看一些相关的专业书，所以每个老师教学的内容、方式和举的例子不同。因为教师们的知识、能力存在差异，所以有人讲课灵活，有人讲课呆板；有人受欢迎，有人不受欢迎。政治教师的教学模式基本一样，但教学成果却大相径庭，我在每个环节都用原理解释例子，此教学方法比较有说服性。 
　　在中国科技大学，除了教学外，我还研究社会上出现的实际哲学问题，例如当时哲学界讨论的“一分为二”问题。“一分为二”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哲学思想，中央党校研究哲学的人进行讨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当时电影《武训传》也是大家讨论的热点。此时，我开始注意哲学和社会关系之间的问题，不断思考，希望将哲学内容和社会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以上社会上讨论的两个问题，都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在《光明日报》副刊和《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过文章。 
　　我曾在中国科技大学校报发表过一篇名为《登得高 看得远》的文章，“登得高，看得远”寓意：人应尽量站得高一点，只有这样我们的眼界才会开阔，才能看得更真实、更宽广。记得自己第一次发表文章时，学校里办报的人和学生们都很高兴，他们说：“作为一个领导人也好、学者也好，必须敢于攀登高峰。只有站在学科高点之上，才能把学科里面的问题看透。” 
　　《登得高 看得远》讲的是知识的获得与所下功夫之间的关系。人只要下功夫就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对学科的认知水平便超过了别人。《登得高 看得远》中的观点：求知的人要敢于下功夫，要苦于下功夫，下了功夫才会有收获。该观点针对当时的学生们提出，我想告诉他们：“上大学要学习科学技术，中国科技大学就是一个科学殿堂，你们在殿堂里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和高度，要看努力的程度。除了外在原因外，自己努力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你们自己不努力，说明你们的认识很浅显，无法攀登科学的高峰。”
　　静心沉淀巧避“右倾”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正是我在哲学研究班的学习时期。在运动中许多人持有单纯的业务观点，他们不过问政治，所以不太了解社会的一些现象，“反右”时他们说错了话，结果被打成向党进攻的“右派”，这对钻研业务的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在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即使你是业务尖子，哪怕你的专业再好，但出现一点差错，就会被划成“右派”，所以我们的课程无奈终止，不能再深入学习研究下去。1958年，“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始，“吃大锅饭”、“人民公社化”也随之出现，人们的生活被打乱。 
　　“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除了课堂上教授哲学外，我还发自内心地渴望研究哲学，此时自己研究哲学的方向不再是“天才”的问题，而是在“天才”思想的基础上延伸为“怎么培养人去获得知识”。为探索人生，我研究批判“天才论”，聪明固然好，但仅靠聪明难以有作为，一个人想成就事业，就要寻找自己的路，考虑人生的道路如何走。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但做学问和党的教育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当时很难说清楚。“反右”运动期间我对政治不再关心，每天去图书馆里面翻阅历史、抄录伟人生平、研读哲学原理，爱好哲学不能仅听听课、看看书，还需要好好地研究它，静下心来沉淀自己。 
　　饥荒的三年时光
　　1959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科技大学工作，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的生活很苦。苦到什么程度？许多人因为吃不饱而浮肿，有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我们家比较幸运，因为我1962年被评为讲师。国家照顾知识分子，政府每月给我二斤黄豆、一斤白糖。我的爱人也是讲师，也有二斤黄豆、一斤白糖的补助。因此“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其他人优越一些。 
　　1960年女儿出生，家中无人照顾孩子，于是爱人从安徽老家接来亲戚徐妈。当时安徽的饥荒十分严重，饿死许多人，徐妈在安徽已经无法度日，所以她愿意来北京。我们家住在人民大学的“红楼”，离学校食堂很近，徐妈闲时去捡食堂择菜后剩下的菜叶子、葱叶子，家里炒菜时捡回来的葱叶可以提味儿用。因为有国家每月的定量供应，还有亲戚帮忙照顾孩子，我们的教学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虽说“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的物质条件还过得去，但爱人依然浮肿了一段时间，可见饥荒严重的程度。 
　　面对饥荒，其他学校束手无策，但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志却可以用树叶制造“人造肉”。“人造肉”是用树叶的叶绿素加上化学元素，制造出来的一种营养液。学校的科研人员将树叶植物成分变成蛋白质，补充人体的营养，所以大家美其名曰“人造肉”。当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才敢这样做，因为科技院校有化学系、生物系，我们很兴奋，为学校感到自豪。因为学生们有定量，条件虽不是很好，但能够维持学习生活，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所以学校没有停课，教学有序进行，我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哲学思想始终保持着比较新鲜的状态，此间自己连续在中国科技大学报以及《光明日报》的哲学版发表过几篇文章。从前我哲学思考的问题仅仅局限于自己怎样在“象牙之塔”里成为一个人才，只设计自己的人生，此时开始关心国家的事情，考虑社会问题。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校本部在玉泉路附近，与学校相邻的是部队训练政治干部的政治学院。有一次政治学院召开军队报告会，邀请中国科技大学的政治教师参加，会议主题大致是关心国家与社会。会后我感触颇深，于是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章——《大道理管小道理》，用哲学的思维讲事情：个人再大的事情都要服从国家，这可能是计划经济时的思维方式，但自己的事情不能超过国家是永恒的道理。 
　　当时《光明日报》哲学版的责任编辑叫王愚，他向我约稿，写过几次稿子后，《光明日报》哲学版聘请我为通讯员，由此自己逐渐进入了学术领域。1961年后，我越发满意在中国科技大学执教的这段日子。首先，学校培养的是中国新一代科技人才；其次，学校按照党的政治模式，按照“抗大”的模式、延安的模式来培养人才，老干部带领年轻的科学新军成长。学校非常重视政治课，所以政治教研室是学校直属管理的机构，不像物理、化学等科目属于各个系，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真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
　　扭曲的时代安静的生活
　　196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社教运动”，中国科技大学响应国家号召，政治教研室分批去农村开展运动，一人去一年。我身为教研组组长，因为业务和工作上的需要，被安排最后下农村。有趣的是“社教运动”从开始到结束我都没有下过农村，因为轮到我的时候运动结束了。 
　　“社教运动”过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最初政治教师在系里与学生关系很融洽，后来学生 “造反”，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逐渐破裂。学生主要造两种人的反：一是系领导，他们政治上的直接领导；二是政治教师，因为政治教师管理学生们思想。学生称系领导“走的路线不对”，将学生们带入歧途，他们没法造业务老师的反，因为物理、化学没什么反可造，而且理化老师在物理所、化学所办公，学生没法跟人家闹，所以学生只能造政治老师的反。学生们宣称政治教学的内容违背了党的路线，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脱离实际的知识，这样的说辞很多，他们也可以说政治教师讲课没有联系国家、党的实际。虽然我们联系了实际，但学生要造反，要成为造反派。学生们都是“红色革命人才”，要“破四旧”，成为“新人”，而政治教师传授的“老旧”理论不能帮助学生改造思想，没有跟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所以要造政治教师的反。 
　　学生在校园里以大字报的形式造反，就是贴学校党委的大字报、贴系领导的大字报、贴政治老师的大字报，学生贴出大字报即声明他们是造反派，没有这个程序，他们便不属于毛主席的红卫兵。 
　　我们教研室有一个同志出身比较好，他经常接济学生，造反派却说他不好，说他有奴隶思想，要造他的反。当时研究政治理论的人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所以学生一定要贴政治老师的大字报，与政治教研室人员划清界线。学生们斥责：“你们教书却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来育人，你们都是修正主义分子。”所以政治教师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曾经借给一个生病的学生小饭锅，并且为他做饭，其他学生都知道他和我关系非常好，“文革”时他却贴了我的大字报，此同学要坚持红卫兵立场，与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的病态关系，扭曲了人们之间的友谊。
　　“文革”时我们家住在人民大学校内。人民大学武斗得非常厉害，学校的学生、教师、后勤工作人员，以及一些校级领导干部都分成两派，因为大家同住一个大院，两派之间斗争严重，派别之间时常发生暴力事件。有一次我的爱人晚上被人殴打，原因是有人用武力来驱赶她搬走。我是外校人，人民大学两派的人都不打我，但为了家人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搬进留学生楼。 
　　搬家时我们仅带走了被子、餐具等日常用品，书和羽毛球拍等物品留在家中，我与住进来的学生沟通：“你可以看这些书，羽毛球拍子也可以用。”学生说：“好的，老师，我们负责为你保管。”学生也认为只是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过些日子就走。虽然身为外校老师，不认识人民大学的学生，但我和他们相处融洽，只是他们的活动我们不能知道，所以大家关系有一些异样。 
　　人民大学的武斗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许多人将围墙上的铁柱子、铁栅杆拆下来，然后磨成红缨枪般尖利的铁器。我家搬进教学楼后，红卫兵还发给我一支“红缨枪”，如果另外一派的人进入教学楼，可以将其击倒。我们暂住的教学楼对面有一栋由对立派占领的教学楼，两派红卫兵使用弹弓互相攻击，楼道里经常可见对面楼射过来的石子。两栋楼中间的地带，大家更不能随便走，不知道什么东西会砸下去，危险至极。 
　　中国科技大学也有两个派系，但两派没有达到武斗的程度，派系的首领多为学校的班主任或优秀学生，优秀的学生有交往和演说的能力，因而他们被各自所属的一派推荐出来作为代表。最初学生白天照常上课，晚上在广场上进行辩论，申明各自的观点，派别自然就分清楚了，分清两派以后，学生们不再接触，两派的主要任务是斗系里的领导。
　　如果学生要标榜自己是造反派就必须批判学校领导，当时校党委书记是刘达，两派的人轮流批判他，在一些大会上，造反派还轮流批判学校的政工干部、系主任，诬蔑干部们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政治教研室的人都是“修正主义教师”。这样的称呼，将我们过去联系十分密切的师生关系隔离起来。红卫兵主要的目的是夺权，他们不允许党委的人再把握着“错误”的路线，因为教师在学校里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权利，造反派夺权也夺不到教师头上，所以他们懒得和我们往来。“文革”期间总体来说我很幸运，基本上没受到红卫兵的折磨。
　　随校下迁农场生活
　　因为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国家为安全起见，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1970年初，中国科技大学迁至安徽省合肥市。因为学校这些年不招生，毕业的学生也基本都离校，学校里没有派别，只剩下职工。校园里没学生，教职工们闲着，进驻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组织教职工创办农场，劳动改造。 
　　因为教师有知识，有知识就是“修正主义”，造反派把“修正主义分子”列入了“地富反坏右”行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臭老九”，我们都属于要被打倒的人。军宣队、工宣队认为“臭老九”到农场劳动是最佳的改造方式，因为将众多教职工分散到农民队伍的工作量太大，如果教职工在农场里集体劳动，军宣队、工宣队管理起来颇为方便。 
　　1971年夏，安徽最热的时候，军宣队、工宣队说，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于是想着法地折腾你！说你们过去坐在屋子里看书、写讲稿、写文章，那是修正主义的一套，现在要叫你们改造！记得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在田埂上开大会，这是有意识地叫知识分子尝一尝农民在烈日下暴晒的苦滋味。当时军宣队、工宣队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看待，党的生日那天我们被晒了整整一天。军宣队、工宣队的人陪着我们一起挨晒，因为他们不在，我们会溜走。“改造”我们的工农干部本质并不坏，只是他们认为自己走的是正确路线，知识分子走错了路线，所以他们执行非常不正确的极“左”路线。 
　　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寿县创办了一个大型农场，名为“中国科技大学寿县农场”。农场里没有宿舍也没有砖瓦，教师们要修建职工宿舍，只能自己到山里拉石头。寿县有一座名山——八公山，“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想必此典故世人皆知。八公山距离农场几十里路，中国科技大学有很多车，学校用车将我们拉到八公山采石，当天装满石头的卡车再运我们回农场。 
　　我们亲手建起了一排排的职工宿舍，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工们陆续搬进农场，紧接着大家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挖水渠、开垦稻田。种水稻是技术活，因为大家久居城市，所以根本不会种地，怎么撒种子、插秧苗、铺薄膜，这些知识分子都不会，只能请农民里的技术员前来指导农田耕种。水田的季节性很强，学校邀请农民帮助农场抢种稻子，虽然农场不支付农民兄弟工钱，但农民还是愿意帮忙，因为农场会提供给他们丰盛的午餐和晚餐。在寿县农场我作了很长时间的宣传工作，当农民兄弟来农场帮忙时，我会写一段欢迎他们的快板，然后有人用大喇叭广播：“太阳迎着朝霞，农民兄弟映着朝霞来到农场上……”农民下工的时候，还有一段快板送他们去吃饭。 
　　学校在安徽不办学，资金全部用来建房、修水渠、养牛、养猪。农忙时节，农场会杀猪改善教职工伙食、犒劳热心的农民兄弟。在中国科技大学寿县农场生活期间，不知为何，可能是政治条件好或是写作能力强，工宣队、军宣队给我安排作宣传队工作。因为宣传工作到位，中国科技大学寿县农场办得很有声势。我负责组织人写大字报、搞批判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第一时间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因为当时没有多元化的信息传递渠道，尤其地处偏远农村，所以大字报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在安徽的“劳动改造”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
　　中国科技大学复校后的工作
　　1972年中国科技大学恢复招生，因为它是一所科技院校，与政治的关系比较远，所以学校最早在全国招“工农兵大学生”。中国科技大学招生有自己的特点：招收有一定文化水平且理化达到一定程度的学生。该类学生有一部分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因为父母都在农村“改造”，他们自然受到影响，成份不好的孩子不能参加政治活动，所以他们只有通过学习来消磨时间。当时青少年中流行学外语，孩子们拿着半导体听外语朗读；学习数学的青少年也很多，因为有纸笔即可以在纸上演算习题。 
　　中国科技大学恢复招生之后，学校通过考数理化选拔学生，没有一定的成绩无法进入学校读书，所以“可教育好的子女”大多考进我校。如果中国科技大学发现哪些知青的数理化好，校方会亲自派教员带着题目到生产队去考学生，如果考生成绩合格即可录取。既然学校开始招生，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教职工就可以回归学校工作了。 
　　回到学校，中国科技大学校园里立着许多根竹竿，竹竿上钉着草席，这是用来贴大字报、搞大批判的简易批判栏。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第一时间展示出来，红卫兵、各系的积极分子为表示“进步”，也纷纷在批判栏上贴大字报。回到学校后我不再参加学校的教学活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直属校党委的理论组，负责学校的政治宣传及批判工作，学校新的党委——军宣队、工宣队将我调到理论组担任组长，一边开展理论研究工作，一边传达毛主席的声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学校为什么要成立理论组呢？因为安徽省委给中国科技大学下达任务——开展理论批判。学校有两项任务，其次一项是对《梦溪笔谈》的科学研究。《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的科学著作，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中国历来的科学技术，包括四大发明的历史演变过程。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对书中的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而我们反而对此研究不足，中国科技大学肩负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而成立理论组，整理该书有关科学的内容。 
　　安徽省委下达《梦溪笔谈》科学研究任务后，校理论组立即开始对《梦溪笔谈》整理研究。我带领理论组积极响应上级号召，首先将《梦溪笔谈》原著进行复印。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有最先进的复印技术，物理系有国内首屈一指的复印机。我将《梦溪笔谈》各章节复印，按数学、物理、化学、四大发明等不同的内容分到各个系，确保研究工作有序进行。各系成立了理论组，系里专业人士分工研究发明的时间、社会应用目的、广泛的传播渠道等，各系研究成果最终交理论组整理。科技专业人员只能从专业方面研究，他们不擅长理论方面的分析，理论组有两大类人，一是从各系借调的自然学科的老师，另一部分是由政治课老师和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人组成。理论组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核对各系科技人员的研究成果，确定成果无误方可收入。最后，以《<梦溪笔谈>译注（自然科学史部分）》成书，由安徽出版社1979年出版。
　　中国科技大学首创少年班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科技大学开始大胆创新，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创办少年班，我亲身参与了此事，因为这也和理论组的任务有关。为什么1978年前后学校开始重视培养青少年的问题呢？本人认为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系，受改革开放的影响，社会思潮在进步；中国科技大学率先创办少年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科学院需要大量人才，因为我们学校与科学院各所的研究项目都有关系，所以院校要为科学院集中培养年轻人才。 
　　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不统一招生，校方发现某一方面优异的孩子即直接招收入校。孩子们入学时还带着稚气，有人手里还拿着玩具——铁环，他们用一个钩子推着铁环满地跑。因为孩子们的年纪都很小，需要家里照顾，所以大部分学生的父母在学校附近住下来。少年班的学生入校后不直接接受本科基础课教育，学校首先安排好孩子们的生活，稳住他们的情绪，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进行分类培养。功课基础好、智力好的学生很快就能修大学课程，学习特别优异的学生甚至可以出国深造。 
　　最初从中国科技大学出国的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少年班的学生，他们的接受能力特别强。我曾经专门对他们的家长做过采访调查，想知道这些孩子为什么某些方面十分优异。从家长们的反馈来看，他们的孩子喜欢玩，而且特别会玩，但孩子们时间观念很强，善于自觉有计划地学习，课余时间博览群书，所以我们认为孩子们的天赋受几个因素影响：家庭影响、个人勤奋、学习的计划性。
　　少年班的学员都很优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擅长的科目，例如有的孩子数学特别优秀；有的孩子物理、化学非常出色；有的孩子文学特别好，很会作诗。从家长在培养孩子方面讲：孩子的父母是数学老师，父母给学生判数学试卷时，孩子也参与其中，帮着判卷子、评分数，在数学方面，孩子在初中阶段就能接触高中数学领域；还有的孩子，母亲教语文，他时常受到母亲的文学熏陶，喜欢诗词歌赋，善于朗诵，具备很好的文学素质。现在家长培养孩子的方法我不太赞同，家长一味地把孩子送去补课班，却忽视了孩子学习的兴趣。 
　　少年班的孩子在大学学习，同龄的孩子还要读初中、高中，经过几年的学习，参加高考才能进入大学。少年班的学生入校就能得到培养，能直接进入本科学习，水平高的话，没毕业便可以出国，因为孩子们有专业特长。通过对比便可看出高校少年班是孩子快速成长的良好途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是在国家改革开放需要人才，特别是需要科技人才的情况下创办的，少年大学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成功创办，离不开科学院经费的支持，离不开安徽省委的关怀。因为科学院的财力支持，学校的经费条件比其他高校都优越，所以学校不计费用培养学生。“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央派万里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万里曾到少年班看望学生们，他与学生们交流，嘘寒问暖，我们也做过相关报道，不久全国都知道了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的事，还有许多人来学校参观，其他高校也开始效仿中国科技大学招收少年班。 
　　高校少年班的诞生，社会上响起一片赞成的掌声，但也存在质疑的声音。有的家长认为孩子过早上大学不人道，也有的家长认为高校少年班的教育是揠苗助长，不利于孩子成长。但经实践表明，高校少年班的教育模式适合中国社会。中国科技大学首创少年班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重大创新，也是对传统教育思想进行的革命性突破，少年班的创立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崇尚科学、向往科学的精神。 
　　现在看来，中国科技大学最初在国家需要人才、重视人才的大环境下创办少年班的确是一个创举，这种培养科技人才的新模式使青少年尽早将特长发挥出来。我年轻时的思想倾向于个人奋斗，成熟后意识到应将国家需要摆在首位，社会上应该有一部分青少年走在时代前面，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事业新篇章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很少有哲学方面的研究作品出版，国内也没有翻译人员专门翻译马列主义著作。新中国成立之后，翻译人员逐渐编译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同时也出版了不少相关作品，但国内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的文献，此种情况下，周总理提出在人民大学成立马列研究所。马列研究所简称“马列所”，它是人民大学重要的研究所，因为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研究马列主义几十年，主要在实践上体现马克思主义。 
　　人民大学在“文革”期间被解散，直到1978年才复校。因为我的户口及家庭都在北京，所以人民大学复校后我选择回北京。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19年后，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工作。 
　　从中国科技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我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在方向上发生转变——从研究哲学原理到研读马克思哲学史，从那时起，自己不再读有关哲学原理的书，而读马克思早期的著作。马克思著作里最初、最重要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形成的问题。 
　　读了“史”是如何形成的以后，同时再读马克思的传记，我知道了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精神对马克思的影响，自己更加坚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思想非常有用，它不是哲学家专门用来做学问、炫耀自己有水平的东西，而是一门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问，研究者不应该用哲学摆出自己高明的架子。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注重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现象，要把社会现象处理好。“盗天火”要有牺牲精神，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促使我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形成，其理论的形成就是后来的唯物史观。 
　　教了近20年的哲学知识，其间我运用自然科学的例子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生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一般的哲学课程。哲学原理对在校学生建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深远。世界是物质的，客观存在的，有规律的，我们要认识它，认识它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原理对一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有用的学问。这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马克思特有的。 
　　从中国科技大学调到人民大学马列所，我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教课，而变为学术研究及带研究生，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授课方面，我不教研究生普通的原理，而教唯物史观的形成史。学术研究方面，自己主要读马克思关于哲学理论的原著，特别是马克思早期的原著。这些原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其特点。现在学界已经归结出马克思早期的研究不同于西方古希腊以来的哲学研究，他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的历史发展历程。 
　　人类历史上三大科学领域
　　人类历史上有三大科学领域：第一个是数学领域，人们最早将数学抽象的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其成为一个学科，成为一种研究领域，该领域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形成于古希腊时期。 
　　第二个是物理学领域，人们最初运用物理学将客观的物质世界作为一种科学对象来研究。最初是由伽利略开创的，后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进一步使其发展，他发现一切事情都有规律，传说是苹果掉下来砸到他头上，启发他认识到地球有引力，“万有引力定律”由此戏剧性地诞生了。最初的一些客观物理现象被人们当作科学来研究，“物理”在人类研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因为物理学最早由反宗教的伽利略发现，所以说伽利略开辟了“物理学大陆”。 
　　人类历史上有“英雄史观”，人类历史被看作是由一种精神和个别天才人物创造的，但马克思将人类的历史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当作可以认知的学问来研究，这就是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开创了科学认识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为人类认识历史敞开的第三个科学领域。 
　　数学、物理、唯物史观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三大科学发现，有学者称它们为“三大科学领域”，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说，这三门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影响最大。马克思闲暇时也研究物理学，他认为物理现象是科学认识。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认清人类全部历史，只是阐明人类历史并非一种精神想象，而是可以认识的客观现象，他开辟了科学认识的“新大陆”。我到马列所开始研究马克思当初为什么要制定“唯物史观”的理论，并且通过研读《马克思传》系统了解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活动与生活。 
　　马克思比夫人燕妮小4岁，两人青梅竹马，上大学以后他经常给燕妮写信。向燕妮求婚时，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父亲般”的岳父。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前言提及普罗米修斯，他誓做普罗米修斯一样的人。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的神话人物、泰坦巨人之一，因为人间没有火，人类只能吃生的食物，他便把火种从天上带到人间，从此人类可以享用熟的食物，夜晚有了光明。天神宙斯不允许人间有火，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间，因此他犯了罪，要受到惩罚。宙斯命令其他的山神将普罗米修斯用铁链缚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并派一只神鹰白天啄他的肝脏，晚上他的肝脏重新生长，神鹰继续啄食。普罗米修斯忍受巨大的痛苦，但他始终没有屈服于宙斯的惩罚，普罗米修斯不认为自己犯了罪，自己只是做了一件拯救人类的好事。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着实可嘉，马克思要以普罗米修斯为榜样，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即为他献给岳父的博士论文前言里提到的普罗米修斯精神。 
　　马克思曾经向他岳父承诺，他要为人类的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人类有阶级社会，人类开始有苦难，我要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解救人类，我不怕吃苦。”马克思奉献的精神给我巨大鼓舞，他的知识水平很高，为何却一生穷困？当时资产阶级想雇佣他做文字工作，他说：“我不愿做资本家的摇钱树，我有文化。”铁路业的一个大资本家想请马克思做会计，曾经对他说：“你来做高官、做白领吧，我给你高薪。”马克思依然说：“我不做资产阶级的摇钱树。”马克思为解放人类被社会排挤，甚至后来被驱逐出国，流离到法国，法国又将他驱逐出境，他宁肯受苦也要做研究工作，不愿享受资产阶级优越的生活。 
　　马克思贫苦的生活没有经济来源，在靠恩格斯接济的同时还依靠自己的稿费维持生活。燕妮家很富有，马克思与她结婚时，燕妮家送了很多银器陪嫁品。燕妮非常爱马克思，家中没有钱的时候，燕妮便把银器当掉为孩子换面包，等有钱时再把银器赎回来。马克思认识了恩格斯后，恩格斯开始资助他。恩格斯是资本家子弟，拥有自己的工厂，他在观念上同情马克思，两人有共同的思想认识，所以他们在学术上志同道合。
　　研究《资本论》
　　在为研究生们讲《唯物史观形成史》的过程中，我遇到两项课题：第一项课题是对《资本论》的研究；第二项课题是异化问题的研究。 
　　《资本论》的研究是我在马列所时接受的一项国家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当时全国开展马克思哲学史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形成问题。该课题由所里德高望重之人——庄福龄老师牵头，接受课题以后，他征求大家意见为课题组成员分工，后来庄老师把写作《<资本论>哲学》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为什么承担这本书的写作呢？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在大学学习过货币流通与信用，熟悉《资本论》的基本理论，而且写过这方面的论文；第二个原因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会涉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与《资本论》的内容，故而大胆承担了此书的写作。 
　　《资本论》哲学在一些人那里是当作辩证法来看待的，苏联与中国的学者都认为《资本论》的哲学是指《资本论》的辩证法，指书里面各种哲学范畴：包括质变、量变，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规律及哲学阐述。但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方面阐述《资本论》哲学成就，我们几个人算是比较早的。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研究《资本论》，与以往任何时候的哲学研究方法都不同。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成就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问题，它通过经济学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所以这次《资本论》哲学研究又叫“新视野”，这个课题是由我和另两位学者共同完成的，一个是顾海良教授，一个是丰子义教授，该书就是《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是作为大学教科书编写的，出版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北大哲学系的系主任黄枬（nán）森，还有另外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亲自到我家请我为北大的研究生讲《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长期以来，《资本论》都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是第一个将其作为唯物史观写进教科书的人。黄枬森后来办过两期青年教师训练班，他依然邀请我为青年教师讲《资本论》的哲学。关于《资本论》的哲学，我编写了教科书，加之经常外出讲学，因此受到了学界的重视。研究马克思的思想，要从历史观上把握《资本论》，不能仅仅在经济学上把握，《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突破了中国很多年来将《资本论》作为经济学、辩证法来研究的禁区。 
　　1990年《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出版，它是继《马克思异化理论》后我的第二部作品，这两本书在社会上影响都很大，得到大家好评。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术著作评论集》中，《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是开篇学术著作，说明该书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术著作里比较重要，是代表性、开创性的书籍。在中国，《资本论》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从唯物史观方面对其进行探讨的较少，而我的研究，算是开了个好头。
　　《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们对《资本论》哲学进行新的探索，目的是希望引起更多学者进行此方面的研究。本书在以往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论》主体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历史的考察，继而对《资本论》的重要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立体结构进行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比较宽泛，不太明确，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就达一百多种，凡是和马克思理论有关系的理论或观点都叫做“马克思主义”，比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凡是西方人研究的理论，只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点关系，都挂上“马克思主义”的名号。因为西方是开放型的社会，研究没有限制，大学校园里学者们常以讲坛的形式讨论学术，谁讲得有理谁就能做教授，言之有理即可出书，所以西方有多少个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或者他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有关，就有多少个马克思主义者。
　　异化理论
　　我的第二项课题是异化问题的研究，经苦心钻研，我写出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一书。20世纪80年代初，王若水在国内提出异化理论的问题，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很重要、很有名的理论人物，负责理论研究，他提出“社会主义异化”理论。当时社会、学术界纷纷讨论该问题，当时大家认为“异化”是一种反动观念。
　　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异化理论，这本书在国内出版后，我开始接触“经济异化”的理论问题。“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它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学界研究“异化”首先要知道其内涵，“异化”的概念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它是对一种事物的变形、外在化，从而使原与自我同一的事物变成异己的事物，变化后的事物，力量超越原体、反过来控制原有事物。作为哲学意义来说，异化具有一般性的含义：人通过物质活动或精神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如商品、宗教、国家和各种意识形态等等，在一定条件下和人的主观愿望相背离，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对创造者进行排斥和危害。但是在具体含义或具体运用上却是各异的：既可以唯心，也可以唯物。 
　　西方早就开始讨论异化问题，马克思理论研究热潮有两个时期：早年的马克思理论热和晚年的马克思理论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问题属于早年的马克思理论热。怎么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西方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好相反，马克思早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真谛，所谓真谛即人道主义理论，马克思异化理论就是人道主义，是哲学上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晚年《资本论》的理论老化、陈旧，并且向不好的方向堕落。 
　　近代哲学史上，有过霍布斯的人的自然权利异化；卢梭的政治国家的异化；费希特的“自我”和“非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异化；黑格尔绝对观念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异化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异化等等。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的异化理论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他思想发展的进程，也有从政治异化发展到经济异化的逻辑过程，这一发展仍然以实践精神为契机。 
　　马克思在史学研究方面提出“从后思索”的方法论原则，这种方法强调：“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此方法虽然是马克思针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提出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异化理论思想发展来说完全适用。资产阶级评论家们，总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异化理论问题上制造各种混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方法论上的非科学性。因此，为了科学地探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自我深化和揭露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方法论的错误，我们需要进一步对“从后思索”这一方法的特点作说明。可以这样说，马克思《资本论》的异化理论，对我们科学探索异化问题意义重大。 
　　马克思早年思想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因为西方重视人道主义，所以西方将这本书作为单行本翻译到中国来。因为外国的思想重视，中国的学术界也重视，该书出版后引起中国研究马克思思想的热潮。因为我的研究和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有关，与马克思《资本论》有关，所以我开始研究马克思异化理论。 
　　“异化”现象实际上早就有之，例如宗教异化，无论哪个宗教，均创造了自己的“神”，“神”由人造，可是人造了“神”后，便在“神”的面前虔诚地匍匐膜拜，这便是宗教异化。《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例如人用生产组织的形式将商品制造出来，但商品独立于生产者，生产者反过来还要为商品服务，小心翼翼地保管它们。生产者为将商品卖出继而获得经济利益，他们就要想办法做商品的奴隶，担心它们在仓库中受潮，为其采取各种保护措施；担心商品积压，还要为它们东奔西跑找市场，这就是商品的异化。生产者——对商品具有拥有权，却不是商品的主人而是奴隶。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资本论》中亦有体现，《资本论》第一章是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为财富的社会，《资本论》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堆积的社会”，它的财富表现在商品上。“商品拜物教”就是商品异化的一种现象。
　　资本家雇佣工人为其劳动，工人通过体力或智力付出为资本家生产商品，可是由工人直接生产的商品却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而且商品本身会成为越来越大的资本。工人劳动生产的“果实”不但没有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反而成为资本家控制工人们的工具，工人生产的越多，资本家对工人控制得越厉害，这便是劳动的异化。 
　　异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本身并不可怕，其根源是阶级社会以及人类的愚昧无知，人们只要认清其本质就可以治理它。异化现象的发生需要条件，我们解放劳动以后就没有劳动的异化，我们将商品有计划地处理掉，商品的异化便也不存在。我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异化，就是为解决异化问题。“异化”是学术问题，西方通过研究异化否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把异化作为哲学问题研究好多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一书是我研究多年的成果。我不管社会上怎么争论，也不管西方怎么争论，我只讲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即《资本论》的异化、劳动异化等问题。 
　　异化理论是我理论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当时我的岳父担任政府高官，他告诫我要慎重行事，家人也劝我“刹车”，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不反社会主义，也不反党，反而自己研究的理论恰恰帮助党和社会主义摆脱迷惘，我要用科学的方法解释清楚马克思的异化问题。正是因为我勇于承担压力，冒着风险研究，所以我提出的理论都能站得住脚，为其他人研究异化理论打开方便之门。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好处，我们可以参照异化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依据。现在各主要的图书馆里有可能找到这本书——《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该书在哲学领域里并不是参考书，而是学术著作。 
　　《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的出版过程十分曲折。因为河北出版社曾出版过我的书，所以我的新书也交给它出版，后来有人告我的状，说：“冯景源的书被列入黑名单。”因为当时正在批判王若水，所以我的书也被列入批判对象，告状的人给河北出版社写了封黑信，然后河北出版社就不敢出版我的书，给我退稿并补300元钱违约金，出版一事就此告停。 
　　继河北出版社违约后不久，上海出版社朱一智同志向我约稿，我借此询问上海出版社可不可以出版《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他认为此书为学术著作，后来他给了答复：“可以内部出版。”我很生气：“内部出版不是供批判使用吗？如果内部出版不如不出版。”此后两三年时间，我与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理论出版的责任编辑王颖取得联系。王毅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专门负责学术稿子的选编，他看完《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表态：“学术著作，好东西，人民大学出版社可以出版。”原来书中的序为北大著名教授黄枬森撰写，由于当时各高校出版社之间有门第观念，王颖认为人民大学的著作不要用外校人写序，因此黄枬森为我写的序言被拿掉。《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的出版真是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此书由具有马列主义传统的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本书的问世过程非常坎坷，令人欣慰的是此书后来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优秀奖。
　　我深信《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因为自己的研究不反社会主义，也不反党，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异化现象确实存在，所以我不顾亲戚朋友与家人的阻拦，义无反顾地坚持完成该课题。异化理论的研究突破了学术禁忌，《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既不研究中国的异化，也不研究西方的异化，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研究。“马克思异化”的观点为学术圈的人揭开异化之谜，国内理论界已经认可《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的观点。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
　　《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的两部著作，两本笔记是马克思晚年留给后人的理论宝库。我对两部著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一书，此书的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根据《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考察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问题；第二部分讨论了两本笔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意义。
　　1978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当时国内正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学界经常开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有学者认为“特色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不成熟，是“早产儿”、“畸形儿”，但它还是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最初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成立。 
　　“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在理论界不只是一个口号的问题，而是社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鉴于此我便着手研究“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是什么，研究“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与否。某些学者称它是“早产儿”，“畸形儿”，是“一部分人向上爬的口号”，如果它不科学即为虚假理论，如果它是科学的那么理论根据又是什么。理论界出现了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学术界最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研究此问题。 
　　中国学界力图为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出科学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但他们在研究上都忽视《历史学笔记》的理论意义，而孤立地研究《人类学笔记》，或把《人类学笔记》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学界的研究无法探讨出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而我将《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以及《资本论》统一起来进行历史的研究，从而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发展形式、生产力发展理论、史学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内在统一的完整的研究。研究的成果——《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不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升到“艺术整体”的水平，而且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的钥匙。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一书的创作历程较曲折，从研究到成书大概花了六年多时间。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不是因为工作量大，而是研究的过程要与国情相结合，难度颇大。
　　马克思“演进”理论与“跨越发展”理论
　　我写《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一书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引出来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说明国内哲学研究大大落后于中国的社会实践。通过六七年时间的研究，我得出了结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两个，一个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社会发展理论；一个是以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为代表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指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型模式。后来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有梯阶，由低到高的发展道路、发展层次，这就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学界将此理论简单地归结为“演进理论”。 
　　马克思晚年提出：人类社会还有跨越式发展，而不是单一的演进式发展，演进形式不过是一个“类”的规律，即从思维上掌握人类发展规律，是一个思维的框架，整个人类都包括在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一种概括的“类”，这是哪个社会都逃不掉的模式，这是一种思考的模式——“类”的规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社会从来没有按部就班地发展过，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没有按照规律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并不教条、死板地按照规律进行。马克思也认为人类历史有跨越发展的情况。 
　　“跨越发展”的意思是一个低等国家或民族可以超越梯阶，发展到一个高级社会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跨越发展”，它与演进发展不同。马克思早期研究《资本论》时主要的研究是“演进发展”的形式。中国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大多熟悉《资本论》，但不太熟悉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跨越发展”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成为必须研究的问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典型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资本论》认定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但马克思的“跨越式发展”理论说明社会可以跨越发展，而且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依据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社会形态跨越发展与一般社会发展规律不同，它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实现的道路问题，这种“道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相邻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另一种是不相邻的社会形态跨越发展。 
　　人类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跨越的发展呢？马克思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五种社会形态当中前四种形态的社会都有跨越发展的情况。马克思举了奴隶社会的例子，古希腊最早建立文明的奴隶社会，它在原始公有制氏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私有制奴隶社会。 
　　原始社会按氏族管理公共事务，各氏族有自己的部落与酋长，酋长有很大的权力。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国家按省、区划分管理区域，中央区级以上的政府派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建立户籍制度，不再按家族进行管理，酋长随之也被社会淘汰，这是人类社会进步最典型的记载。 
　　古雅典是古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它首先建立雅典政府。雅典发展了数百年，经过循序渐进的改革建立奴隶制度，但雅典附近的部落还没有序地建立改革的制度。雅典建立中央政权后，一些小部落由于帮助雅典征战后归属雅典，马克思认为雅典附近的小城邦没经过改革，由雅典政府统一划成行省，他们的氏族直接跨进奴隶社会。古希腊只有雅典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因此雅典政府发展很快，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使其迅速地扩张。 
　　英国是一个封建制度跨越发展的典型国家，在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已经开始从小土地向封建大土地制度缓慢转变，但没有转变成功。因为它是岛国，海盗经常侵犯，虽然海盗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社会组织，但能集中力量攻击某一个地方，然后占领该地。海盗占领土地后按照军队的制度，封战功显赫的人为地方的国王，被封为国王的海盗按照战功等级为部下依次封王，实际上海盗的军队系统成为了地方政治权力，地方散乱的小农被集中管理，封土建国的制度逐渐形成。 
　　美国也属于典型的跨越发展国家，它原为英国的第13个殖民地，基本上实行农奴制度。美国历经独立战争与国内战争之后，从奴隶制直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建国后大规模建立工厂，工厂采用资本主义管理方式，资本家与工人是雇佣关系。英国的封建残余势力根深蒂固，封建制度对生产有很多限制，它有特权、封建管制等各式各样的因素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跨越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帆风顺。美国鼓励自由竞争，它的第一部法律就提出保护专利权，谁有发明和创造要在国家登记，登记后发明人拥有专利权。如果谁能够将英国的先进技术偷过来，美国也会给其专利和保护，所以英国有什么新发明，美国很快就会有，而且英国还没有发展起来，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使用，不久，美国的国力赶超英国。
　　马克思的“跨越发展”理论有社会理论根据，他认为以往的社会都可以跨越发展，社会主义能不能跨越发展呢？后来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跨越发展的，这便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原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来说，社会发展有“演进型”和“跨越型”两种形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便是跨越发展的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但我们的生产力、国家的经济没有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如果按照《资本论》理论，“特色社会主义”不成立，但按照马克思后期的跨越发展理论，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可行，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个跨越：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中国欲发展经济，就要将外面生产的好东西、好技术拿过来，通过什么办法拿过来呢？经济特区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经济特区成立后，外国人可以来中国建工厂，中国人学习金融管理、企业管理，中国的社会经济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了过去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生产力快速的提高。 
　　当时中国的理论界较为封闭，许多人不懂“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内涵，也不知道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原本由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出，马克思将俄国的情况进一步上升为自己的理论，这是他在给别人写信时所说。现在中国人也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和笔记，想用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立的理论。大多中国人不知道，我是国内比较早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人，“卡夫丁峡谷”一词的含义为“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他的做法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吻合，一些实践丰富的人只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符合一般的理论。马克思总结俄国的情况提出这一理论主要是为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联系起来，欧洲的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俄国是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当时俄国沙皇要进行农奴制改革，废除农奴制，发展资本主义，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讨论“应该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发展社会主义”，俄国的一些马克思的学生们主张走《资本论》的道路，发展资本主义，可另外一部分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俄国可能要吃资本主义的苦。”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对人类进步有促进作用。俄国怎么选择呢？俄国的两派就“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还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争论不休。此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出来，他是民主主义者，主张民主主义，既不同意俄国沙皇封建的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意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提倡的资本主义道路。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国内与其他人进行争论时提出：俄国农村公社集体占有土地，大家有共同耕作的习惯，而且农业灌溉需要有统一的水渠，需要统一的管理，所以俄国要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据俄国的国情提出“跨越发展”的原始理论思想，开辟新道路的做法正是按照俄国土地公有制的方式来发展集体经济。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办法与沙皇的理论产生冲突，所以沙皇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很多年，但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惧怕沙皇的淫威，一直坚持跨越发展的道路。有俄国学者请教马克思：“我国争论有两派，你支持哪一派？你是社会学家，你是理论家，你给我们评论评论。”马克思慎重地回了他们的信，回信打了四五次初稿，因为他说的理论要有道理，如果说错会造成巨大不良影响，所以他几易其稿。 
　　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稿子时，发现他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他当时的想法是欧洲的革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开展，然后建立社会主义。如果欧洲的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定会带动俄国落后的民族革命更快地发展，如此一来使俄国的革命和东方的革命便可联系在一起，世界的革命形势就会发生大变化。当时马克思考虑世界形势，这就涉及马克思的又一重要结论——跨越发展的社会一定不能离开先进的国际社会。一个国家可以跨越发展，但需要条件：一个落后的民族要想接触到先进的民族，则不能离开国际社会，不能离开国际社会的先进技术。 
　　“跨越发展的社会一定不能离开先进的国际社会”的理论拿到中国来说，就是中国必须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将资源、技术引进来。马克思曾经说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根本没有建铁路、银行的基础，但欧洲的铁路、银行已经存在一两百年，经验非常成熟。俄国想建铁路、银行，虽然自己的经验不足，但可以把英国、欧美先进的铁路与银行的管理方法直接引进农业公社，俄国的经济便可以快速发展。”落后的民族、落后的国家要想发展，没有别的路子，只有与国外的先进民族联系起来，中国也正是加入WTO以后才开始飞速发展的。虽然中国人当时没有研究出这一理论，但中国却已经迈出跨越发展理论的步伐，理论没能跟上实践的脚步，我们研究“跨越发展”理论，目的是为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是大题目，既是哲学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一直存在的问题，我至今仍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晚年时光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呢？为什么还要在不归的哲学道路上继续奔走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6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梦想从这里起飞》，其中记录了自己哲学人生的起飞经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所以我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命脉。如若没有马克思主义，便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更不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至关重要的题目。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两方面进行思考，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研究者不能抓住一个内容不放。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它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不断深化。深化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关心这一问题的人需要有胆略、有胆识，敢于提出问题。过去学者研究党内理论犯禁，我们不能随便对马克思主义下定义、研究，国家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马克思理论研究。现在国家允许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在几次讲话里说：“中国共产党要提倡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的文献、文本。”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什么理论得出的呢？我们研究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最初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或其他国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结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实践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李大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分析出当时中国社会以农业为基础，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建立不同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产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被毛泽东领会，所以他也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国共可以合作开展民主革命，在革命的基础上再建立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不仅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也特别重视其哲学理论，提出《矛盾论》、《实践论》，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有民族矛盾，与国民党有阶级矛盾，中国还要建立社会主义，矛盾很复杂，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当时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是抗日，因为蒋介石是抗日力量，所以西安事变时毛泽东不同意杀他，毛泽东坚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中国取得了反法西斯胜利，这是毛泽东伟大的功绩，也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到中国、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有学者研究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十分成功，毛泽东正确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带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理论界针对是否加入WTO争论了很长时间，讨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以及市场经济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等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界人士，一直在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到底姓什么。邓小平根据理论说：“咱们发展经济，管它姓资、姓社？只要能够解决人民的温饱、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就行，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没有认清邓小平提出的“黑猫白猫”问题，大家认为“黑猫白猫”是实用主义，但不管学术界认为它来自地方的狭隘语言也好，不是哲学的语言也好，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能够把“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抓来，就是符合中国实践的好理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相同的地方，爱因斯坦离开牛顿经典力学提出相对论。相对论分为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它不同于牛顿的经典力学，此门学问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有人曾问爱因斯坦：“牛顿已经把物理学研究得非常完备，可称之为‘经典物理学’，诸如天文轨迹、运动规则、速度、距离等都测得非常准确，爱因斯坦又研究另一套，岂不背离了‘经典物理学’了吗？”爱因斯坦用一封信和一个图表回答了别人对他的疑问，图表就是“跨越发展”。 
　　牛顿定律在一定范围里绝对有效，超出了牛顿范围的物理学情况就应该用相对论公式来表示。现在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爱因斯坦的研究范畴，在宏观的天体、大爆炸理论等领域又有新的公式，人的认识不断深入，物理学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无论物理学、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理论认识伴随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提高，所以我们现在要将马克思的理论提升至“跨越发展理论”高度。 
　　跨越发展理论符合人类历史实际，虽然马克思的理论没有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实际事件，但有历史事实可以考察，所以马克思写了《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对其进行研究，我们预见到未来的事情也可以跨越发展。研究“跨越发展”必先考虑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社会‘跨越发展’离不开国际”是经过马克思论证、学者们实践证明而得出的结论。我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经济学家、理论家们的研究方法相比更为全面，因此自己敢写“跨越理论”，而且作品出版之后得到学界一些人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口号，中国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学界应该根据中国的实践来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论证的问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应该研究马克思的“社会跨越发展”理论。诸如奴隶社会跨越，封建社会的跨越，资本社会的跨越，美国的跨越，英国的跨越等等。 
　　我是中国比较早的提出“跨越发展”理论的人，国内研究“跨越发展”的人不多，所以许多人至今也不了解“跨越发展”的涵义。如今共产党已经开始重视“跨越发展”，并且广泛宣传“新疆跨越、西藏跨越”，目前两省的跨越都已经被纳入政策执行。如果国家不跨越，新疆、西藏跨越也没有用，现在中国发展迅速，仅美元储备已经接近3万亿，因此西藏和新疆不能按部就班地发展。国家要在两地发展大工业，发展现代化的交通、电力、通信行业，所以“跨越发展”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里体现出来,而不再是单纯的理论。 
　　新疆、西藏的跨越是跨越的跨越。没有中国的跨越，不会有新疆和西藏的跨越。这种跨越的跨越是共同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表现。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心得
　　我一辈子与哲学为伍，研究多年马克思哲学自然有一些心得，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很有实践创造性。目前，国家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国人民生、解决人民温饱、小康和富裕问题，有些忽视理论研究。领导人与学者不同，他们日理万机，不可能有时间和条件研究理论，因此自己几十年来从未停止哲学研究工作，每天抓紧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这就是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结合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又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什么样的形态结合的呢？在我们中国，这种结合可以说有两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前一个时期由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由毛泽东等第一代革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最终取得了胜利；第二个时期是由邓小平首先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后由江泽民、胡锦涛继承和发展，正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因为这符合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所证明的特色社会主义成立，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党，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这两点永远不变。虽然社会中存在腐败的问题，但中国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不能改变，国家一旦变成资本主义，会导致大部分人贫困，一部分人富起来，两极分化现象会十分严重，最终救中国的只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倡民主、人权、人道，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过去帝国主义用武力威胁中国，现在中国日益强大，帝国主义利用“人权”、“民主”等言论攻击中国，一些所谓的“民主分子”外逃，制造各种舆论，扰乱人们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有很多的名称，例如“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唯物史观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好、“卡夫丁峡谷”理论也好，都属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由此看来，马克思理论还可以称为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中国教科书里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哲学研究生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哲学，这就是他们的教科书内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有七八个称呼，再加上外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其名称就更多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回答此问题需要更深层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我把它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理论。 
　　我想为后人留下经验：虽然哲学很抽象，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离不开哲学。如果哲学结合了实际，其作用会很大，作为哲学家只有关心实际，哲学才能成为一棵“长生树”，永远扎根在人民的生活、思想、价值观中。国家和社会为我学习知识提供了许多条件，所以我要用掌握的知识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晚年仍旧孜孜不倦地研究哲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理论
　　“三位一体”在一些人那里，属于基督教的宗教概念，其实不然。它是对三种不同的形态（不是三种事物）的本质综合、概括到一起而得出的哲学概念，它体现的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法。简而言之，“三位一体”即三种不同形态的事物从本质上作统一的理解。这是古希腊哲学家对复杂事物本质的认识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后来一直被当作思维方法运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它的指导思想。因此，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哲学概念，也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但是，在实践应用上表现在很多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统一的整体就是“三位一体”。即理论、信仰、实践之间本质上的“三位一体”。它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三位一体”的理论基础，是一种理论形态，不论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对其进行研究。 
　　这一理论是中性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种价值观。马克思经过论证：人类社会不能仅停留在阶级社会形态，最终会发展成为高级的社会形态。当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会进入到更高阶级的社会发展层次，该社会马克思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以便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区分。“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论》研究基础上概括出的高级社会形态，是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形态。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价值观（信仰）不需要大量的学习与研究，可以通过他人传播而获得，信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实践上，如果我们真正接受了它并且使之成为信仰，那么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主义，这就是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基本理论，共产党人接受它，作为信仰并且按照它去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一般的工人、农民、战士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共产主义，不遵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不会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信社会向前发展并且为之奋斗，这才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共产党人只有真正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去做，他们才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三位一体”在形成上与其他概念不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从历史上来说，它的形成有两个关键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在世的时候，那时，马克思主义是贬义词，某一个人的理论加上“主义”是贬义的。如马克思谈的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巴枯宁也用“马克思主义”攻击、诬蔑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褒义词是马克思逝世后的事情。马克思逝世时，有人写悼念文章曾用过“马克思主义”的词语，只是正面的称谓，没有更多的含义。第二个关键时期是恩格斯1886年8月期间对法国矿工的罢工引起了议会中议员之间信仰的转变，并在实践上表现为在议会中成立了工人党党团，即信仰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的议员，在拉法格法国工人党的教育下，叛离蒲鲁东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成立了工人党团。恩格斯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划时代在哪里呢？信仰可以转变，这并不需要读多少马列的书，这是其一；其二，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它主要表现在实践上，实践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勇于创造、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重要的也表现在创新的方面。
　　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
　　“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后来被人分为老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都是在这个体系里面绕来绕去，形成一个学派，如此而已。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的特点。20世纪，黑格尔哲学重新受到广泛重视，黑格尔研究成了国际现象，不同阶级、不同的学派，都提出自己的解释，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也正在被世人更深入地研究。 
　　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者，他突破了“黑格尔哲学”，提出“唯物史观理论”。“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封闭的绝对观念体系——“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黑格尔哲学”是绝对正确的观念体系，无论用到哪里都正确，只要掌握了该体系，什么问题都能回答，这是其万能之处。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在哲学上没有什么成就，只能到处解释“黑格尔哲学”体系。 
　　现在，中国的哲学也想为马克思主义建立体系，称其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哲学这样发展，中国的哲学就走到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如果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便可知道马克思哲学如何发展，哲学家们应该在历史领域里进行科学地研究，不要建立体系。 
　　社会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学术界不能仅用体系来解决其中的问题，而要根据时代、科技、人文精神、人类思想的发展开创科学。我努力在此思想基础上开辟一条道路。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该道路。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提出：我们要找到一个点，突破中国哲学的框框。杨教授不赞成中国学术界搞封闭的教科书，他虽然不赞成，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呢？我要借着他提出的问题找到哲学的原生态，突破中国的“之”字怪圈。
　　爱情之路恩爱天长好合地久
　　我的爱人名为龚维丽，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大学期间我担任班级党支部书记，她担任团支部书记，两个人都做学生工作。当时的大学与现在的不太一样，学校里既有调干生也有统招生，学校统一安排教学活动，教学外的班级活动由党支部和团支部安排，因此我俩在班级工作方面经常接触。
　　因为同为班干部，在班级工作方面偶尔会产生分歧，所以我们频繁吵架、闹矛盾。当时班级的团支部十分活跃，每逢“五四”青年节或者“五一”、“八一”、“十一”等节日，团支部就会组织一些青年们喜爱的活动，例如游园、唱歌等。爱人希望党支部也能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但有些调干生年纪都比较大，甚至有些人已经成家，所以不容易组织起来，无法跟上青年们的步调，她认为我不支持团支部工作，所以两人之间矛盾不断。 
　　她是南方人，性格比较开朗，学生时代很活跃，我们有一个共同点——爱好文学，虽然两人没空一起谈文学，但交往之间有一种默契。我与她都喜欢普希金、海涅的诗，文学方面彼此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因为善于写诗，所以逢年过节或者学生会活动时，其他系的人会请我写几首诗作为朗诵作品。 
　　大学毕业时，同学们开始找寻自己的恋人。因为在大学里经常写诗的缘故，我有机会也认识一些女孩子，也有主动和我联系的。我决定选择龚维丽，所以我主动接近她，她很认可。虽然两人吵过架、闹过矛盾，但她本质非常好，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不在团支部里耍阴谋诡计、拉拢人搞对立等，很正直，大家为工作而争论可以理解。因为一起工作几年，彼此非常了解，也互相信任。 
　　大学毕业我接着读研究生，她按时毕业面临分配工作，闲暇之余我们在一起增进感情。我愿意与她沟通，除了文学方面的相通外，更重要的是她在思想政治上比我进步。大学时虽然我担任班级党支部书记，但很顽皮，不怎么守规矩，称外语俄国女老师为“老毛子”，与外语老师调皮捣蛋，当时自己年轻，自身修养不足。龚维丽大学时代政治素养就很高，她的父亲曾是老新四军，在淮南根据地创办银行，是位高级干部。爱人从小在革命家庭环境里长大，后来又参加了新四军，所以她在政治上的素养是很高的。 
　　1957年毕业前夕，“反右派斗争”开始，当时我一心学习哲学，希望成为学者。因为不注重政治，只注重业务，所以“反右派”时自己的政治嗅觉不敏感，没认清方向，险些被划成“右派”。我玩篮球和学习之余就研究资料、做课题，可能我对政治运动态度不积极，所以被划为“中右”。龚维丽为帮助我还写了一首诗，诗的大意：“一个人航行要掌好舵，向东！向东！向东！”我永远记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她是希望我向着毛泽东思想、向着“东方的太阳”前进，不要迷失方向。
　　恋爱中的故事恩爱天长好合地久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们的同学张凡准备去英国使馆工作，临别前的一天晚上她买了3张位于王府井南口长安大戏院的戏票，邀请我去看戏，同时也邀请了龚维丽。当时没有出租车，家里也没有自行车，于是我雇辆三轮车赶往戏院。到戏院时已经开戏，我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一排、哪一号，留言簿上也没有关于自己的信息，心想是不是她们还没来，于是又雇辆三轮车回到学校宿舍。龚维丽的室友说她还没回来，我心里想：“她们真坏，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戏院里她们没有留下一个字，也不说看还是不看，以为她们还没到戏院，赶过来又没有人。”当时自己很生气而无法发泄，于是在她宿舍的草纸上没用两分钟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是一只绿头大苍蝇，
　　落下来惹人讨厌，    
　　飞着扰乱人的安宁，  
　　我是一只绿头大苍蝇。
　　这首诗有寓意，既表露自己的爱意，又抒发气愤之情。诗套用普希金的墓志铭，他的墓志铭中有一句“这儿埋葬着普希金，和他的缪斯[1]”，他虽然没做过什么善事，可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 
　　龚维丽回到宿舍，发现冯景源如此幽默。知道我的心意是在乎她，从此她对我也好。从前吵架也许是她对我好的表现，如果关系不好能那么厉害？别的女孩嫉妒地说：“龚维丽和冯景源好，冯景源喜欢她，她和他吵架，他也不翻脸。”虽然我与龚维丽没有对外宣布恋爱，但同学们已经猜出来了，他们说：“龚维丽爱冯景源，冯景源也和她好。” 
　　大学毕业后，我们在北海有了第一次约会，虽然我们很亲近，但从没有约会过。记得双方约好在北海九龙壁下见面。因为她正为考留苏做准备，我还在读书，那次约会我们坐在北海九龙壁附近的一条长椅上，长椅上的垂柳在她乌黑的头发上端飘来飘去，情景很动人。那次约会我第一次摸了她的手，心扑腾扑腾的。 
　　龚维丽家不在北京，周末偶尔到我家坐坐，我事先没有告诉母亲恋爱的事。记得有个周末，龚维丽来我家给她父母写信，她叫我：“哎！哎！”我问：“什么事？”她让我在信后附言。当时我还是学生，不懂世事，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求我在她的家书里附言。其实这是她向家里介绍我的方式，告诉家里人附言的人就是自己的男朋友。龚维丽非常聪明、内秀，而且不外露。 
　　龚维丽出身于大家族，解放前她的大伯父曾担任山东省省长；姑父是抗日名将孙立人；她的母亲很有文学修养，她从小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所以非常有气质，讲话很稳重，喜欢文学，内心宁静，有大家闺秀的姿态。她做事情总是理解了以后才表露出来，不理解便不会表露。学校开会我敢讲敢说，她一般不先讲话，别人发表完意见后再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喜欢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她政治上稳重；其次她有女孩的那种害羞，尤其示爱的时候，看我的眼神不一样，总是含情脉脉的表情。她不用言语，仅表情就能打动人。
　　爱情的收获恩爱天长好合地久
　　1956年下半年我们确定关系，1957年初爱人留校，在财政系任教，学校在西郊分给她一间平房。1957年5月1日我们的爱情修成正果——结婚。结婚时我身为学生，每天都要上课，爱人独自承担筹办婚礼的重任，很感谢她的付出与理解。除此，还要感谢她的姐姐及我的好友吴定求，姐姐当时也在人民大学，所以她有空常来帮助筹办婚礼，而且为新婚夫妇买了一些日用品；当我没钱购置床上用品时，同学吴定求主动帮忙：“你结婚有没有被子，没有的话我给你拿一床来。”我很感激他的好意。 
　　在亲人与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置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没摆酒席也没有请客，学校分给爱人的那间平房就是婚房。结婚当晚，爱人教研室的同事来家中做客，她和姐姐买了点糖，同事们边吃喜糖边祝贺我们，有人送小布娃娃，有人送小玩物，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婚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家看望母亲，从街上小铺里买了些高级水果糖带回家，邻居、客人们也赶来凑热闹。进了家门才发现，自己买的糖都已经融化，糖水从包装纸渗透出来，我觉得不好意思，可做客的大人、孩子们都照吃不误，他们觉得糖果还不错。 
　　婚后，我们生活得很浪漫，也很有趣。“五一”结了婚，大约到“七一”前后天气开始变热，家里没有电扇也没有空调，天气很热，新婚夫妇怎么生活呢？因为我们喜欢诗，拉开一扇窗门，两个人便坐在通风的窗台上一起读普希金的诗，读但丁的《神曲》，以此来对抗酷暑。因为经常读但丁的诗，我自然背诵下来许多诗句，但丁的《神曲》第一句：“正当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片昏暗的森林中醒悟过来。”但丁的诗与众不同，很有吸引力，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他将自己的经历通过诗表现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写的诗很缠绵：“天上的彩云，微风吹拂着，杨柳在微风中飘拂，啊，我的爱人，从远处走来，发辫在轻风中悠扬地飘荡。”而但丁的诗摒弃缠绵，充满了人生的智慧。 
　　爱情除了收获婚姻外，我还收获了子女。1959年大儿子在安徽出生，安徽简称“皖”，故为其取名“皖生”，不过我觉得“皖”字太别扭，后改为“安生”——安徽出生！因此大儿子叫冯安生；1960年女儿出生，取名明明；1966年，小儿子冯奕出生。
　　1959年国家步入“三年困难时期”，因为爱人家庭条件好，而且我与爱人在大学任教，无暇照顾孩子，所以家里决定让爱人回老家合肥生孩子。老大出生的第二年，女儿明明在北京出生，当时全国都在闹大饥荒，即使我们夫妇都有国家补助，但也只能勉强度日。因为夫妇二人每天要上班，无暇照顾孩子，所以岳母请伯父家的姨母——徐妈照顾女儿。1966年爱人本打算去安徽生小儿子，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里到处都写大字报，爱人也忙着写大字报，结果动身去安徽的前一晚就临产了，我赶紧用自行车推着她到海淀医院生产。小儿子出生时虽不再有吃饭困难的问题，但社会秩序混乱，经常武斗，我与爱人无法照顾他，同时考虑他的安全问题，我们决定把他送到安徽的外婆家，所以小儿子在外婆家长大。爱人的姑妈叫龚夕涛，是孙立人将军的原配夫人，维丽小时候便是姑妈带大，所以小儿子被送到安徽合肥，基本由他的姑奶奶照料。 
　　岳父家生活条件好，家中有保姆做饭，而且餐餐都好吃好喝。家中三代老人——维丽的奶奶、母亲、父亲及姑姑都特别宠爱小儿子。小儿子从小跟随他的姑婆生活，姑奶奶把他当做宝贝，娇生惯养，我跟随学校调到合肥，第一次见到小儿子，可他不认我，说什么都不认，特别不听话而且任性，因此我还打过他。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与爱人多有愧疚。孩子们小时，我们忙于教学、科研，两人不但负责自己的教学任务，还承担起各自教研室的行政和党务工作，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花费的精力很少。 
　　“文革”期间，爱人随学校到江西干校，我跟随学校迁到安徽，大儿子与女儿正在北京读小学，一家人各奔东西，我们作为父母没有办法照顾子女，孩子们的小学、初中在“文革”动乱的环境中度过。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玉泉路有一个留守处，留守处的工作人员负责管理父母在合肥工作的孩子们的生活，仅管吃住，教育问题没人负责。老大、老二上初中时在留守处生活了一段时间，在留守处附近农村的中学读书。
　　爱情的收获恩爱天长好合地久
　　因为留守处居住条件简陋，冬季没有暖气，孩子们的生活很艰难。幸好爱人有一个表姐，她住在北新桥大三条，家中有一个四合院，两个孩子后来就住在北新桥的大姨家。孩子们住的问题解决了，生活总算有了着落。表姐一家很善良，为孩子们做饭，照顾孩子们起居。我们作为父母能做的就是每月给孩子寄生活费，通过写信关心他们的学习。孩子们基本每个礼拜都会给我们回信，讲讲他们的生活境况，我们只能从信上教孩子做人的道理，改改他们信上的错别字。 
　　我与爱人在农场劳动多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复校办学，因为教学业务荒废多年，所以我们要认真备课、好好教书，因而对孩子们照顾不够，作为家长实在亏欠孩子太多。虽然我与爱人在孩子学习方面多有疏忽，但我们很注意对孩子做人方面的教育，现在孩子们的品行都很好。孩子们受家长的影响，从来不向他人提要求，无论自己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自己克服。大儿子现在美国，他身在异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保持自立向上的精神；女儿与小儿子也一样，他们从来不求人，遇到问题从来不考虑走后门，而且自己努力解决。
　　婚姻生活的感触恩爱天长好合地久
　　光阴荏苒，我与爱人已经结婚五十余载，可谓“金婚”。因为有大学同学的基础，两人专业相同、兴趣相同，所以二人婚后生活得很幸福。在政治运动、社会转变时期结合，两人最初在文学思想方面一致，政治上互相帮助，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互相尊敬。虽然彼此研究的专业不同，但谁也不去干预谁，而是互相鼓励。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做学问，很重要的原因是爱人的鼓励与支持，我们共同承担家务。 
　　爱人特别支持和鼓励我做擅长的工作，近日来她担心我累坏身体，因为每天写文章，太累，她建议我闲下来写字。写字是爱好，研究是为把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留给学生、同行，为此自己不能停下前进的步伐。有人给我打电话约稿，说：“冯老师的稿子非常好，虽然我不认识您，但和您约好，您的稿子以后就给我。”她听到别人给予我的肯定后特别高兴。 
　　生活方面，爱人不擅长家务活儿，她曾经想为我织一副手套，结果织了三五年都没织出手指来，我打趣地对她说：“手套织了几年，还没有完成，咱们应该把它放进博物馆。”爱人甚至没为我的衣服钉过一枚扣子，但我从不埋怨她，因为她对我的爱与关心体现在思想、学术、健康方面。爱人不太会做饭，但现在也会想办法做我喜欢吃的菜。她是南方人，生活习惯与北方人有一些差异，她希望做出的饭菜色、香、味俱佳，而我对于饮食方面不太讲究，只要能填饱肚子即可。 
　　与爱人一道经历半世风雨过后，回望爱情之路，大学时我们的感情在打打闹闹中日益深厚，婚后我们彼此尊重，工作中相互支持，生活中互相关心，家庭生活十分和睦。感谢爱人奉献终生陪伴我跋涉在人生旅途。人虽然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珍惜当下的人生。两个相爱的人走到一起不容易，如今我俩已经老矣，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我时常叮嘱孩子们：“人越老，越要珍惜自己所爱，不要伤害自己的伴侣。伤害心爱的人容易，但两人的关系很难弥合。”孩子把我们的爱情当作楷模，他们表示要向父母好好学习。爱情如一颗幼小的新苗，培养它、呵护它，幼苗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有人伤害它，只会使其成长为扭曲的病态树。现在有的年轻人前一会儿还好得不得了，过一会儿说离婚就离婚。我觉得相爱的人最好有一个了解彼此的过程作为基础，既然两人相爱，双方便要相互负责，结婚不是儿戏，男女双方应该认真对待，不要轻薄感情。爱情需要男女双方彼此理解与尊重，爱情无法用天平衡量，世间没有可以维系爱情天平绝对平衡的砝码，夫妻要真心为所爱的人付出，不要计较谁付出的多与少。
　　感谢家人感恩与传承
　　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许多人曾在我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感谢帮助过我的老师、朋友及亲人。因为他们所给予的帮助，使我一生获得很多机遇，如果仅凭个人的努力，没有社会的环境，没有我所敬爱、尊重的人支持，我不会成就现在的人生。
　　感谢母亲，她从封建家庭挣扎出来十分不容易，父亲早早过世，她奔波了一生将儿女带大。母亲在封建家庭里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自由，她追求思想进步，接触抗日思想，组织妇女为八路军做鞋，后来在村里入了党，成为大赵庄村的妇救会主任，我为母亲骄傲和自豪。 
　　母亲来北京生活之后，成为街道积极分子。北京的街道环卫人员开展卫生检查活动，母亲积极参加；街道组织街坊下农村帮农民秋收，虽然她年事已高，而且还是小脚，但仍然积极响应，为此街道办事处还发给她一张奖状。母亲非常值得别人尊敬，她一心想为社会做点事情而从不计报酬。母亲去世后，我为她立了墓碑。 
　　另外一位令我尊敬的人是爱人的姑妈，她系孙立人的原配夫人。姑妈有一种献身的精神，她属于典型的东方女性，非常仁慈善良，待人宽厚友好。“文革”中，爱人被分配到江西干校，我被分配到中国科技大学寿县干校，孩子与家庭全托付给姑妈照看。姑妈个人经历很不幸，孙立人留美回国后重新组建了家庭，但她没有丝毫怨言地照顾孙家的公婆。抗日战争时期，岳父参了军，爱人的姑妈也是抗日积极分子，曾担任过新四军领导的妇救会会长，后来姑妈的家人寄居在孙家，靠姑妈照应。可以说，姑妈无私地照顾过孙家、龚家与冯家三代人，为别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非常可敬。
　　三位恩师感恩与传承
　　我很幸运，进入哲学领域遇见了三位令人尊敬的导师，他们分别是肖前老师、当代哲学家陈先达老师以及庄福龄老师，三位导师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至深。 
　　肖前是与艾思奇一起写哲学教科书的人，他曾经教我哲学原理课程，我执教后将肖老师传授的知识讲给学生，如此代代相传下去。虽然我师从肖前老师，但现在反对肖老师的理论，而且点名道姓地批判他，可我依然如初地尊敬他，因为他是我进入哲学殿堂的领路人、哲学路上的第一个恩人，在此由衷地感谢肖老师。
　　陈先达老师是国内公认的主流派哲学大家，在哲学方面非常有造诣。我曾与陈老师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学问方面，他是我的辅导老师。陈老师学术水平很高，我时常向陈老师请教并交流观点，陈老师也会向我请教他没有研究过而我研究过的学问，学术大家能做到这一点十分难得。我的关于《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专著邀请陈老师写书评，他对我的著作评价特别高：“冯景源在无人涉猎过的哲学领域辛辛苦苦研究多年，取得丰硕成果。”陈老师为我写的书评在重要刊物上发表后，许多人知道了我研究的深度。 
　　陈老师是对我的学术作品做出高评价的第一人，除了师生关系外，我们还是学术上的朋友，我们经常互相交流、探讨学术问题。陈老师也出自肖前老师门下，他为人谦虚、和善，学术造诣高深却从不拿学问压人，所以做学问方面我非常敬重他。
　　庄福龄老师是研究生班的班主任，虽然他没有直接教过我，但却很重视我。“大跃进”时期，是他提名我与另外两个同学到外校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庄老师为我提供了可以深入研究哲学的阶梯，让我能够深入研究哲学，很感谢他。 
　　我从中国科技大学调回北京的过程中，最初联系的是其他单位，庄老师得知我要调回来，收留我在人民大学马列所进行哲学研究。如果没有庄老师，我不会有现在进一步研究学问的条件；如果没有庄老师，尽管我喜欢哲学，也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如果说肖前老师是带我进入哲学殿堂的功臣，那么庄老师便是为我研究马克思哲学提供条件的功臣。
　　传承后辈的精神财富感恩与传承
　　我不敢说自己为后人留下多少哲学财富，但一个人总要为后人留一点东西。研究学术的人能留给后人什么呢？我希望自己的思想及开拓精神可以传承给晚辈。学问无穷无尽，后继者要勇敢地在哲学领域里开拓。既然研究哲学是自己的毕生事业，我愿意将一生积累的精神财富当作一个攀登学术高峰的台阶留给晚辈，希望他们继续探索马克思哲学，并且在哲学研究领域超越前人。 
　　中国马克思哲学原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至今，六十余年中，我见证了中国马克思哲学的成长，但在高校教学中有的教材还在原地踏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原理又回到原理，走了一个圈。我有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怪圈问题”，我的这个观点在学术论坛上讲过，受到学术界一些人的关注。 
　　因为热爱马克思哲学，自己也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在此我可以给晚辈哲学研究者一些建议。哲学伴随着人类发展而来，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开始，人类一直没有离开过哲学，但凡读过文化史或者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古希腊、古罗马。它们之所以作为文化存在，是因为它们有丰富的哲理，它们的哲学主要阐述世界观的问题。 
　　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有自己的哲学和人生价值观，人们系统地学习哲学理论有利于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哲学向来与谬误、诡辩结伴，因为它不是感觉冷和热的问题，更不同于化学反应的问题，而是思维的理论。思维是大脑的活动，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因而思维发散的方式也不同，有些思维可以向鬼、神、迷信、诡辩等方面发展。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信奉佛教的家庭里，他便向佛的方面自然地生成、发展；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里，他心中会有“上帝”；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体育世家，他从小就会受到熏陶而爱好体育。每一个人都和他生活的环境相联系。哲学也是这样，它是和它的时代息息相关的，有的人会突破小环境，融入大时代。 
　　恩格斯的家庭信奉基督教，他曾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恩格斯在成为理论家前，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摆脱基督教家庭的束缚，因为他学习黑格尔哲学，训练出哲学的头脑。恩格斯经商后又冲破了第二个束缚，他身为资本家，却频繁深入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的状况，写出《英国工人状况》一书。恩格斯知道无产阶级是渴望革命、改变社会的阶级，所以他与马克思一起建立了共产党。 
　　恩格斯突破了人生道路的两个难关，充分说明人生虽然受到环境的影响，但道路可以选择。选择很痛苦，很少有人能将自己从宗教里突破出来。恩格斯不但突破了宗教的禁锢，而且还从资本家的生活方式中突破出来。恩格斯研究促进人类进步的理论，写人类解放的历史理论，通过写书、写信的形式来传播马克思的思想，他是人生价值观选择方面的典范。恩格斯一辈子勤奋地从事理论工作却并不后悔，无愧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导师。
　　其实恩格斯可以享福，马克思也可以享福。马克思有才能，燕妮家富有，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富足，但马克思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宁愿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因为这是他的人生价值。每个人都有哲学，哲学可以在自然的环境里面随波逐流地发展，也可以选择一个伟大的目标去进修，这便需要依靠知识的积累与熏陶，所以深入学习尤为重要。最后，我呼吁：“从事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人，一定要关心中国革命的实践，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研究马克思哲学，但在实践中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哲学。”
　　后记
　　垂垂老矣之时，每每重温人生经历便会感叹：“走着，说着，笑着，一路学术研究，便到了这般年龄，而往昔的故事就像发生在昨日，时光转瞬即逝。”我曾思索人生，探寻生命的意义，求索之路虽曲折，但有幸顿悟出人生的真谛：个人应融入时代，融入社会，将自己所学奉献给国家；我们无须迷茫，无须计较得失，而应树立远大的理想，并在为其拼搏中实现人生价值。 
　　我虽凡人，但总希望自己可以为后辈留下不平凡的精神财富。感谢上苍的恩惠，如今我依然身体健康，可以笔耕不辍地撰写学术文章，可以过自己向往的生活。“夕阳虽好，却近黄昏”，此话中虽有无奈，但我只去体会“黄昏”的壮美，人之晚年是享受的季节，当自己全然了悟生命真相之后，更应当积极地享受生活，享受思想，享受回忆也享受未来，最为重要的是享受哲学。 
　　作为哲学学者，我喜欢用哲学的情怀享受生活，享受哲学光辉背后的欢乐、困惑、思考。哲学于我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艺术、朋友，更是生命，它已经与我的灵魂融合，因而我深切地意识到：沉浸于哲学艺术，是我人生之旅“美丽的邂逅”！
　　这里回忆的可以说主要是我学术思想的历程。我的一些主要的学术观点，以论文的形式附录于后。

　　[1]希腊神话中有九位分别掌管音乐、历史、舞蹈、天文、悲剧、喜剧、史诗、圣歌、抒情诗的女神，这九位女神统称为缪斯女神。*这方面参见笔者的《唯物史观“原生态”研究的意义》（《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2 期）。那里我们的探讨，已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板块结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三驾马车）、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体系”进到唯物史观。 
　　附录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 
　　　　　　——重读恩格斯《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 
　　[内容提要]我国高校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前已经被边缘化，实践要求我们重新给马克思主义定位。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应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探寻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理论 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怎样被边缘化的 
　　在我国，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是随着我国的实践而逐渐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教学体系早就存在了，为什么在2001年改革开放20多年以后才产生质疑呢？2001年《江汉论坛》第2期发表郭大俊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献疑》，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提出了质疑。2004年，他又在《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误解》一文中进一步阐发，认为长期流行的“三个组成部分”之说，“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后来，高放教授进一步论述了“三个组成部分”存在的问题：“不只是存在重复问题，而且现有教学体系不能引起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甚至使得学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因此这一教学体系上的弊端亟待克服。”[1]
　　这个弊端实质上就是：“三个组成部分”的教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前被边缘化了。因为它既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实践，也不能科学地论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理论创新的内在原因。这一边缘化可从以下情况看出来：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哲学来看。这一哲学是由“两个板块”、“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这个哲学不仅把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道路混二为一，也不能把社会发展“演进”和“跨越”的两种不同道路分解清楚。学生们学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理解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马克思主义为何物”便是很自然的了。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来看。我国的经济学长期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存在商品，但只是特殊商品，特别是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整个国民经济应实行计划经济。因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二为一。这样，我国学界长期陷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悖论。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要与国际市场的运作接轨，需要进行市场经济改制。因此，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法阐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重要意义。可见，学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会使学习的人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 
　　第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它本身是需要说明的。对它的说明有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它是由这一科学历史观得出的科学结论；第二个是人们熟悉的由《资本论》得出的一个结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一种社会制度。这两个论点，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它们所论证的都是社会发展的演进道路，而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实践。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继续推演下去，便会得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实际搞的却是资本主义”等这样一些极偏颇的观点。学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会使人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
　　其实，引发这种弊端的根源，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之中。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对其理论的一种称谓。这个理论是什么？马克思、思格斯认为是唯物史观，现在被理解为一个或三个部分。特别是对这三个部分应作怎样的理解？本来这是一个理论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结构问题，现在变成了三门理论体系。三门理论体系各自发展，像三驾不同的马车奋力奔跑，方向有时还不尽相同。这是使学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之后，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重要理论原因。“三个组成部分”如何理解，它是一个平面的并列结构呢？还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立体结构呢？关于结构问题，我们用人们熟悉的著作做一点说明。为了明了起见，我们可以把唯物史观与人类史上两个古典文化的关系比作“合璧”的关系。 
附录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唯物史观对德国古典哲学来说，主要是解决这一理论的唯物主义路线的问题：“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2]。费尔巴哈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天”，降到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的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则是从自然的人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市民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及其交往关系的“地”，论证出观念和宗教的各意识形态的“天”。这段话出自我们熟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二是唯物史观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这里注重的是唯物史观的史。“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3]这段话出自《哲学的贫困》。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布自己与这种形而上学历史观不同的唯物史观的著作。古典经济学注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民社会，唯物史观注重研究的是一切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古典经济学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有钱人如何发财致富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探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史观的“唯物”既不是物理学的物质，也不是化学的物质，而是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所论证的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生产及其交往关系。如果说，第一点说的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唯物主义路线，第二点则说的是唯物史观研究的是市民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规律。 
　　应当说，唯物史观诞生之后，马克思的哲学已经不再是德国古典意义上的哲学，而是关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也不再是专为一种社会的富人致富的理论和为形而上学历史观辩护的经济学，而是这种财富积累导致的这种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其概念、范畴已成为更宽泛的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的基本要素，从而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人类的两个古典文化已然经历史“合璧”为唯物史观这一新质的理论了。科学社会主义正是这一“合璧”的唯物史观符合逻辑的结论。 
　　恩格斯为什么要论证马克思主义概念 
　　本来，在马克思生前，一个人的理论被加上“主义”是贬义的。巴枯宁就以“马克思主义”攻击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生前也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都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马克思逝世后一些人开始从正面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后，一些悼念文章开始从正面肯定这一词语。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3月18日《纽约人民报》发表《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悼念文章，提出“尤其要感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该报同日还刊出谢尔盖?舍维奇写的《马克思与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文，其中说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普及比德国还早”。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于同年4月6日发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卡尔?马克思》。文中三处提到“马克思主义”：一处是“巴枯宁先生，无政府主义的这位权威人物打算与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相对立，从事制造革命”。另两处是“我们自己阵营里的反对者，现在也已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周围。今天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可以找到马克思的最顽强的反对者”[4]。在考茨基的文章中，从正面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有三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阵营”。考茨基是用比较的方法从正面来确定“马克思主义”一词的，这种用法并没有被推广。1886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涵义作了论证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合理涵义的概念才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采用。 
　　另一方面是法国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这时，不仅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主义同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性质被人看清楚了，而且其在实践中潜在的涵义也凸显了出来。恩格斯论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在1886年8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下的：“我可以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啊，要是马克思能够看到他的关于民主共和国现在无非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战场这一论点，正在法国和美国得到证实，那该有多好啊！”[5]
　　附录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
　　这段话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涵义，只有了解了这一“划时代的事情”才可以理解。它指的是1886年法国议会中以拉法格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党团和激进派(在政府中占有半壁江山的激进派，是为了争夺政府总理等重要职位，从执政的资产阶级正统派中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团进行斗争的情况。这次斗争的结果，是激进派推选的三个工人议员在议会斗争中成立了工人党，转到法国工人党党团的一边，而且表现得比法国工人党党团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一些成员还勇敢、还坚决。因此，恩格斯称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有时又称“一件划时代的事件”。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一“划时代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涵义。 
　　首先，恩格斯写这封信的用意。这是发生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党人法”进一步加强的时期。1886年8月中旬，倍倍尔因“夫赖堡判决”(被指控加入“秘密会社”)去坐牢。这是俾斯麦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阴谋迫害。倍倍尔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8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为了鼓励他的斗志，向他讲述自己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看法和党的议会斗争的策略问题。恩格斯分析说，在德国“因这个集团(指俾斯麦反动集团——引注)反对我们的全部活动迄今没有任何成效而怒不可遏，这种迫害就特别凶残；于是他们就盼望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暴动，以便能够使法律更加严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坐九个月牢的原因”[6]。恩格斯用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情况鼓励他说，一切会好起来的。到1887年8月中旬，倍倍尔出狱前两天，恩格斯出资邀他到伦敦旅行，告诉他说：“在你被监禁期间，世界发展的趋势，我是满意的。到处都在前进。”[7]这里说的就是党在议会中的选票每次选举都增加的情况。 
　　其次，议会斗争的情况在法国表现得最令人满意。恩格斯上面写给倍倍尔的那段话，是就法国的情况说的：“在法国，罗什得到的十万零八千张选票表明，激进主义的魔力正在消失，巴黎工人开始(而且是大批地)脱离激进派。”[8]罗什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工人，1889年起成为众议院议员。激进主义也即激进派，是从当时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中分裂出来的议会党团。他们为了拉拢工人，采用的是蒲鲁东、勃朗等人的理论，在实践中，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等。因此，许多工人站在他们一边。所谓“激进主义的魔力正在消失”，说的是激进派在“德卡兹维尔事件”中暴露出的本质。“德卡兹维尔”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地名。该地的煤矿资本家因残酷剥削工人引起工人罢工，矿长拒绝听取工人要求被打死，政府便派军队进行了镇压。政府和“德卡兹维尔事件”的关系是：“政府是靠激进派才得以存在的”。“因为政府打算举借九亿法郎的款额，这就得求助于财阀们，但是这些财阀同时又是德卡兹维尔的股东，如果政府不把罢工镇压下去，他们就拒绝借款。于是就逮捕了杜克和罗什。”[9]
　　第三，恩格斯对“德卡兹维尔事件”非常重视：“上星期那里(指法国——引注)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只有三个人，还有两个激进派分子支持他们。”这里的三个人，指的是以巴利为代表的三个工人。“巴利完全受我们的人——拉法格、盖得等人的影响，他很需要而且乐于接受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指教。” 
　　巴利，矿工，众议院议员，德卡兹维尔煤矿工人罢工的积极参加者。由于他对事件现场进行了调查，“在巴黎7日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上作了报告，并且同时把激进派议员弄得很难堪。星期四，他在议院里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向内阁提出质询……极端激进派在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敢的独立行动面前吓得呆若木鸡”[10]。另外两个工人，一个是布瓦埃，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另一个是卡梅利纳，曾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通过德卡兹维尔事件都叛离激进派转到法国工人党一边。 
　　我们说恩格斯对德卡兹维尔煤矿事件的重视，主要表现在煤矿工人因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而大批地脱离激进派这一情况。情况是这样的：法国社会主义党团在为罗什竞选以后，“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巩固这个重新占领的阵地，我们的人已经把为罗什竞选而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变成了永久性组织(即常务委员会，拉法格是该委员会委员——引注)，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那些脱离激进派的工人的理论教师。所有这些人都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只有现在他们根据痛苦的经验才相信：他们从蒲鲁东和路?勃朗那里拾来的褪了色的破烂货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垃圾。因此他们就容易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这是激进派掌握了一半政权的结果。如果政权全部转入他们手中，那么所有工人都会背弃他们，而且我可以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11]。
　　附录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 
　　恩格斯确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一个艰苦的实践斗争的总结。具体地说，就是法国工人从“褪了色的破烂货”即“老牌法国社会主义”，通过“痛苦的经验”“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转到科学社会主义一边来的实践斗争的总结。这时，“马克思主义”一词就从贬义的、不正确理解(经济决定论、历史哲学等)的世俗的磨难，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概念，并且具有了丰富和确定的内涵。 
　　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遵循马克思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意思发展来的，即“龙种”与“跳蚤”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龙种”与“跳蚤”的关系就是他的理论与对这一理论不正确理解的关系。这里的理论就是唯物史观，这种不正确具体地表现为“经济决定论”、“教条主义”、“历史哲学”，还有巴枯宁主义者的恶意攻击。恩格斯后来遇到的是两种对待马克思理论的类型：一种是“教条主义”，另一种是正确的理解与运用，即叛离激进派工人的实际行为。 
　　在恩格斯这里，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理论和主义产生的时间是不同的。这一理论即“龙种”——唯物史观是早就存在的，而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确定，是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通过对法国议会斗争的实践总结得出的。二、理论和主义各有不同的侧重面。在马克思那里，侧重于对理论的理解；在恩格斯这里，侧重的是在理解基础上的运用。在马克思生前，有两方面情况影响马克思重视自己理论的正确理解：一是有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影响国际工人运动，他必须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肃清它们的影响；二是一些进步的年轻人对马克思理论有不正确的理解，马克思必须为他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和提供正确的理论，像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到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时候，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都变成了“褪了色”的“老牌”的社会主义，而且斗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那时主要表现在议会斗争的实践方面。恩格斯着重论述的是在新形势下，即在议会中，两种主义、两种理论在实践斗争中具有什么新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个“提法”、一般的正面词语，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概念。 
　　(1)议会中两种理论、两种主义的斗争。马克思的理论是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得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蒲鲁东和巴枯宁的理论得出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即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在法国当时的议会中，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有两个党团：以法国工人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党团，以激进派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党团。前者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后者以“褪了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激进派之所以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是为了争取工人的选票，便于到内阁中争夺总理和部长的位置。德卡兹维尔事件使他们的阴谋破产，蒲鲁东等人的老牌社会主义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暴露了出来，大批工人纷纷脱离了激进派。拉法格参加的“常务委员会”，“就成了那些脱离激进派工人的理论教师”。 
　　(2)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仰，一些并不一定精通理论，而是把一定理论的结论作为信仰或信念去进行实践的人，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议院里成立工人党的那三个人，是激进派推选进议会的。这三个人脱离激进派转到工人党方面来，是因为理论引起的信仰的转变。法国工人党的党章是马克思写的，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信仰的。这三个人以巴利为代表，“巴利完全受我们的人——拉法格、盖得等人的影响，他很需要而且乐意接受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指教”。 
　　(3)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信仰，表现为一种理论的存在，它是要在实践中才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趋向于实践，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实践中的动力和勇气，同时也是理论在实践中进行创新的动力和勇气。以巴利为代表的三个工人在议会中成立的“工人党”是这样，马克思晚年制定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也是这样。三个工人为其他的工人提供了榜样，使大批工人叛离激进派；马克思晚年的这一理论，为他的后继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因为恩格斯用了这一“提法”之后，才被广泛使用的，它是对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概括。以上三点，第一点是理论，第二点是信仰，第三点是在实践方面的体现。第一点的所指或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第二点是信仰，这是实践者个人从理论向精神层面的转变。理论转变为精神，它就以人生观、价值观和信仰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生活和行为。第三点是实践活动，是以上理论和信仰在实践中的体现。在三者中，对实践活动的方向起经常地、以至于恒久地起作用的是信仰。在信仰的作用下，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是一种品格；勇敢、坚定地面对实践中的问题，创造性地做好工作，则是完善的品格。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只就联系的方面作了说明，而对信仰在实践中的作用缺乏应有的重视。以上三点，是马克思理论中本来就具有的内在涵义，只是在新的实践中凸显出来，恩格斯以概念的形式确定下来。
附录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
　　以上分析表明，要准确理解从马克思理论到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过程，必须研究唯物史观及其诞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理论和唯物史观具有同等的历史、同等的地位，二者是可以互换的。马克思理论的内容就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对其理论——唯物史观的一种称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重视和捍卫的理论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由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公开阐明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诞生之后，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成为他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导，从而也成为他的后继者研究自己所处时代及其理论创新的理论武器。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以往被意识及其各种形态笼罩着的社会历史现象，从此以后有了一盏照耀的明灯。这盏明灯，经历了世俗的一些磨难，通过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概念涵义的论证，它已经成为一切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观察社会、争取进步和理论创新的理论武器。 
 　　　　　　　　　　　　　　　　　　　　　　　　　　　　　　　　　　　　　　　　　　　　　　　　　　　　　　　　　　　　　　　　　　　　　　　　　原载《学术争鸣》杂志 201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4]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46、6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53．
　　[5][6][7][8][9][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00、498、673、499、471、438、499-500．
　　附录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及其跨越发展规律研究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及其跨越发展规律研究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称谓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引起了一些人的理论困惑。从理论上来说，这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三者的区别以及对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规律与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区别以及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及其规律问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特色社会主义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 
　　一、现代各式各样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一些学者中并没有严格区分，它们被视为同一个概念。其实，它们是有着严格区分的。 
　　马克思在世时，他对他所论证的未来的社会，从不称为社会主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社会主义被用滥了，并且十分不科学。现代各种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理论基本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分析说：“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李嘉图在1817年他的‘原理’中，一开始就提出两个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1]这就是李嘉图式的剩余价值分配的社会主义。 
　　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李嘉图认为，剩余价值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因此，理论界借分配问题即借助同情工人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批判了三类社会主义：一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二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三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 
　　第一种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产生于英国和法国。在这两个国家，封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被打倒了，它已经没有能力从经济上进行反抗，于是就借助同情工人的疾苦，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利用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反对资产阶级。 
　　第二种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好的，只是它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因此，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以蒲鲁东为例。蒲鲁东是经济学家，他看到了剩余价值分配的不合理性，他采取抛开资本家的方法，让小生产者建立生产合作社，用银行贷款，无货币交换，建立起一种“绝对自由”的理想社会。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好的，但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则违反平等的原则；共产主义实现平等是好的，但否认了个人的独立。因此，他要建立的是一种使小私有制度普遍化，不用商品交换，消灭了财富不均的现象，实现了永恒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其理论在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尤其是在小生产者人数众多的法国有很大的影响。蒲鲁东式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刚刚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的劲敌。所以，《共产党宣言》以蒲鲁东的社会主义作为例子来批判这种社会主义。 
　　第三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后，借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把英、法社会主义混合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德国资本主义不够发展，而小资产阶级却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避免的灭亡。这种社会主义标榜一种以“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真正社会，鼓吹人类普遍的“爱”，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之中”。它的代表人物是卡?格律恩。他论证说：“当人们谈到费尔巴哈时——同时也指出哲学所要求的是什么，它归根到底意味着什么；指出人是世界历史的最后结果——我们找到了人，即找到了已经摆脱宗教、已经摆脱僵死的思想、已摆脱一切异己的东西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实际后果的人。我们就找到了纯粹的、真正的人。”[2]这种观点曾在德国“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共产党宣言》分析说：“德国著作家的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3]由上看出，就是这种最抽象的人也离不开英、法社会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 
　　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过程。 
　　一是哲学批判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德国哲学的集中表现，也是他们自己哲学的最具权威的理论表述。如果说，之前的哲学着重批判了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唯心史观；那么，在《形态》中，则主要批判了建立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理论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4]。这里说的“从天上降到地上”，指的是从宗教的天和思辨的天降到市民社会的地上：这里说的“从地上升到天上”，指的是从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的地上，论证出宗教和政治、法律、国家等上层建筑。那么，如何从市民社会论证出宗教等上层建筑呢？这就需要进行第二种的批判。
　　附录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及其跨越发展规律研究
　　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为了易于理解，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应用。恩格斯说“李嘉图理论的上述应用——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即工人的产品属于唯一的、真正的生产者，即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在上述地方也指出，这种应用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6] 
　　这里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对李嘉图理论的社会主义的应用，都是“把劳动、资本、价值等等经济学范畴，按经济学家们传授给他的那种粗糙的、只看表面现象的样子盲目地接受下来，而不研究它们的内容。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乌托邦的大道。”[7]
　　第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的革命。对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8]，这主要表现在恩格斯指出的两个原理上：“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这就是剩余价值的产品和它的分配。这里也正是他理论的极限，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大卫?李嘉图——他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时指出，“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9]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他称之为批判，主要表现在对劳动价值质的剖析上。这种剖析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是第一个从这几条六十年被反复背诵的原理中得出一些东西的人”，这些东西的集中表现，就是“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引者)，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崩溃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崩溃，可以说是体现在《资本论》研究所表现的经济学范畴的逻辑关系之中：即商品—货币—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收入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由量到质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 
　　以上的逻辑关系可分为三个部分：从商品到资本(这时资本分解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可看作商品流通过程；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到资本积累可看作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从收入的两极分化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可看作资本主义自身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和自我否定。这个逻辑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在这三个部分中，对于剩余价值质的理解，我们可以指出两个关键：一是资本与劳动(力)交换。这是在商品流通中进行的，这时，资本只有形态上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当进入生产过程后，资本这时被分解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开始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时，资本由形态的变化转换为不同质的形态——资本增值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里发现了剩余价值产生这个事实；在马克思这里，剩余价值表示的是剥削的根源。二是资本积累，这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不可抗拒的趋势。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它看到的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在马克思这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原因。 
　　第三，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根本对立。历史上产生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几乎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这种社会主义历史观都是形而上学的。为了容易理解起见，我们先把马克思的结论引述如下。
　　附录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及其跨越发展规律研究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0]这段话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下的，后来在《资本论》中又重申了这一结论。这里表明的是为什么马克思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上的原因，而且根本和它相对立。 
　　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历史观上根本对立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质，又把这种形而上学方法带到历史观中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把这些说成是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的永恒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则相反，他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是：“手工业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1]这是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这里不难看出，这种历史观上的对立，表示的是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根本对立。归根结底，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引发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对立，最终表现为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根本对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跨越发展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理论上，既不是李嘉图分配式的社会主义[12]，也不是《资本论》所表述的那种发展模式，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演进”的社会主义。我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是我们最基本的国情。这一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要靠跨越发展来实现。由于我国对“跨越”发展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加上我国哲学教科书长期以来把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混二为一；再加上对《资本论》“演进”道路的教条式理解，在对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上往往产生一些偏颇理解。诸如特色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是一些人高喊着向上爬的口号，等等。为此，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对社会跨越发展建立起科学的概念。 
　　马克思的社会跨越发展理论是由一系列基本观点构成的。 
　　1．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的“跨越”发展。以古希腊殖民地为例。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的“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一章中指出：“雅典(希腊奴隶制中央政权的所在地——引者)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卓著——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13]。马克思接着指出：“根据舍曼的说法，霍普利特部落(雅典统辖的一个行政区——引者)是希腊的外来人；他们一度在可苏图斯统率下站在阿提卡(雅典人的居住地——引者)方面和优卑亚的加尔西顿殖民者进行战斗，并因此获得优卑亚对岸的杰特拉波里和大部分邻近地带作为移住地。”[14]组成雅典中央政权的一个行政区。雅典人经过三四百年三次立法改革才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而希腊殖民地的“外来人”，因为曾帮助过雅典征战，并没有经过漫长的立法改革，被雅典人划为一个行政区，使其氏族制度跨越发展到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中来。 
　　2．封建社会的跨越发展。历史上英国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都可以作为这一方面的例子。这里我们只谈英国。马克思在“英国被诺曼人所征服。征服者威廉(1066～1087)”的题目下论述了封建制度的跨越发展的情况。诺曼人是英国的外来人，他们的故土是与英国一海之隔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发展处于氏族社会阶段。该氏族善于航海，经常向外侵略。法国、英国以及意大利常常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公元10世纪初，他们在法国建立诺曼底公国，11世纪初征服英国。征服者威廉自立为王。威廉为了奖励同他征战的将士们的战功，实行土地分封制度。于是，他的军事组织变成了以土地分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组织。对此，马克思分析说：“英国封建主义起源于那些曾亲自参加国王的征战并因其个人效劳而被奖以公有土地中的地产的‘军人’、‘义勇兵团官兵’或者‘大乡绅’。后来这种封建性分配地产的作法大大地加强了，因为大部分贵族效法国王的榜样，也用这种分赐采邑的办法把他们的佃农同自己联系在一起”。[15]
　　附录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及其跨越发展规律研究
　　3．资本主义的跨越发展，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原是英国的第13个殖民地。马克思分析说：“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这种异常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移民。“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16]。这些移民——最进步的个人，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原来发财的商人和投资者，另一种是要到异地寻找生活出路的各种工人。于是，这两种人在这里相遇，便顺利地建立起与他们的需要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知道，美国没有经过封建制度，而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又超过它的母国——英国。 
　　4．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即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这是指后进的民族或国家跨越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通过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使自己跨越到更高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跨越“卡夫丁峡谷”出于古代罗马一个战役的典故。指一个战败的军队从战胜军队枪架之下通过的羞辱或痛苦。马克思借用来形容后进的民族或国家通过跨越一定阶段而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种道路，这是不同于《资本论》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是一种自觉的发展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的一种创造型的理论形态。马克思这一跨越发展理论两次载入《共产党宣言》序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这就是说，《共产党宣言》中有两个共产主义“幽灵”，一个在欧洲游荡，而另一个在东方游荡。 
　　马克思跨越发展理论的一般表述：“按着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7]马克思这一论述，是在《形态》一书的“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产生”一节中阐述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自身具有不断创新的潜力和空间。这是因为夸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向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理论指导。在我国，由特色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也即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要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实践来实现；这些实践是要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为中介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解析开来就是：在实践上有巨大的空间，在理论上具有不断创新的潜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三十多年里，进行了三次理论创新。 
　　第一次理论创新表现为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卡夫丁峡谷”对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把后进的中国放到已经发展了的国际环境中去思考。马克思分析说：“它(指俄国‘农村公社’——引者)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18]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第二次理论创新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往，在我国私有制、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主要是受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前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演进发展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就是突破这两种传统观念的一种理论创新。这一创新符合马克思的跨越发展理论。马克思对否定社会主义可以跨越发展的人说：“他们(指否定可以跨越发展的人——引者)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19]这里说的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后进的民族和国家，本来市场经济就不发达，现在要和国际市场接轨，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不仅不是可怕的，而是非常需要；不仅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提升它们，为它们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这就是通过我们对内的改制，使之能够达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要求。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矛盾的争论，产生于邓小平时期，而其解决是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实现的。这既表示着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又表示着跨越发展的理论创新，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附录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及其跨越发展规律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表现在对市场经济形而上学观念的突破上。过去我们总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相联系。其实不然。市场经济产生于封建经济的夹缝中，是在封建制度下，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商品交换中产生的，它曾是封建经济的补充。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以竞争这一无形的手推动财富的增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是工业资本家发明的，他们是受益者。工业资本家从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中获得剩余价值，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是国民财富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都是这样论证的。马克思特别引用李嘉图的话证明说：“我们用这种方法(应理解为资本与劳动力交换——引者)不仅增加国民财富，而且还扩大将来的生产能力”[20]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既能存在于手工业生产的社会，也存在于蒸汽机生产的社会，怎么就不能存在于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呢？在这里，公有制之间、集体所有制之间、个体所有制之间、私人资本所有制之间，都需要一个无形的手来联结，这种联结仍然服从竞争的原则。这种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所有制之间，它的社会功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增加社会财富和发展生产力。过去，有人把“草”和“苗”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很幼稚的。
　　第三次理论创新表现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和运用。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是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之后，依据中国变化了的国情和我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提出来的。就我们国内经济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产生了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人均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挖掘业技术管理滞后矿难频发的问题、金融危机问题、房地产开发的泡沫和“空世界”等等，这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反映出我们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技术水平滞后。就国际环境来说，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使我们成为一些国际事务的利益相关者，如气候变暖问题、核扩散问题；另一方面主要是一些核心技术上的落后影响着我们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落后主要是在科学技术上。如果我们不改变现状将永远无法摆脱被动落后的地位。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进入世界市场之后，在发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实践要求我们用科学技术的观点来审视我们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发展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所以，科学发展观理论又是继我们进人世界市场之后，在国内外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的理论创新。
　　跨越“卡夫丁峡谷”这条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经过曲折的发展找到的。正如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也选择了邓小平成为我们的带路人，这是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经验是，只要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这一革命路线，就能克服和纠正“左”和“右”的干扰。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也曾遇到了各种偏颇的理解，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目标，运用马克思的跨越发展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越来越兴旺。在这里，目标已经设定，理论创新像接力棒一样，使我们向目标不断接近。

　　　　　　　　　　　　　　　　　　　　　　　　　　　　　　　　　　　　　　　　　　　　　　　　　　　　　　　　　　　　　　　　　　　　　　　　　原载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11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6][7][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l卷)[M]．1965，206、209、2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1960，575—576．
　　[5][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1995,83、32．
　　[3][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1995，299、30、124—125．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1902，51、50，
　　[10][11][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1958，153—154、139、132．
　　[13]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1，274．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5卷)[M]．1985,525．
　　[15]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M]．红旗出版杜，1992，199—200．
　　[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1960，82、83.
　　[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1963，438、431．
　　附录三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重读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2]
　　[内容提要]在我国，马克思哲学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强研究，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问题*，另一个是唯物史观如何运用的问题。前者是关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问题，后者是历史观问题，这里涉及对“三位一体”方法的理解。对历史观“三位一体” 方法论的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原因有三：一是理论的需要；二是实践的需要；三是当今世界如何区分各种马克思主义。“三位一体”是人类文明在探索历史观时涉及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关系问题。我们的研究，必须穿越历史时空，经历一次复杂的过程。
　　关键词：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三位一体” 
　　一、原始基督教 “三位一体”“历史之谜” 以及德国哲学家们的批判
　　（一）研究唯物史观为什么要讨论“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问题从原初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在基督教教义里，“三位一体”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里涉及的是关于耶稣的人性与神性的关系问题。承认“三位一体”教义的为真正的教徒，不承认的为异教徒。异教徒则被开除教籍或被处死。为什么一个神学问题成为唯物史观关注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在恩格斯的那个时代，基督教教义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因为它涉及的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观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了自己的唯物史观理论之后，在历史观问题上必须给予说明的问题。下面是恩格斯很重要的一段话。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由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以致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最后竟认为接受这种荒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独裁者的最好手段？”[1] 
　　恩格斯以上这段文字表述了以下四层意思：第一，在欧洲奴隶制衰亡、封建制开始萌发时期，一个在不大的民族宗教——犹太教衍生出来的基督教，为什么既能征服一个庞大的罗马世界帝国，又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到现在应说近两千年）。第二，一个本来是处于奴隶和被压迫地位人们的宗教，为什么会成为其他各阶层都能接受的宗教？第三，基督教为什么能为一个皇帝所认同，并为它的合法性和教义的制定一而再的召开会议并定为国教。第四，特别指出，这个宗教的教义宣扬的是“无稽之谈”。这个“无稽之谈”的“三位一体”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主教们注重对它的讨论，罗马帝国皇帝把论证“三位一体”的《约翰福音》定为四大福音之一？ 
　　“三位一体”在基督教教义里为“神启奥妙”，即人的一般大脑所不能理解的神学理论。在历史学家那里是“历史之谜”。唯物史观理论不能解开这一“神启奥妙”和“历史之谜”，它就不能战胜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理论就不可能在欧洲立足。 
　　（二）《约翰福音》与“三位一体”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该教产生时，耶稣在启示中并没有说过“三位一体”的话。“三位一体”是基督教教派内部长期争论的问题。据现代文献考证，“三位一体”是在一世纪中叶在《约翰福音》中提出，直到公元325年第二次宗教会上确定为全体教会共同遵守的教义为止，前后延续了两个多世纪。 
　　一位虔诚的作者引用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的记述：“大道上整天奔驰着来自四面八方参加他们所谓的宗教会议的主教们的马队；而在他们尽力使得整个教派统一于他们的特殊观点的时候，公共驿站的全部设施几乎已被他们如此仓促、频繁的奔忙毁灭殆尽了。”[2]是什么问题要这样讨论，这和教义的制定有关。反对者主张上帝只有一位，耶稣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所以，“三位一体”就成为教义制定的关键。我们可援引当时一位在普瓦蒂埃的主教的话来表示：“同样可悲，也同样危险的一件事，人间有多少种观点就有多少种教义——对本体同一说问题接连举行的宗教会议上，在这次会上被否定，下次会议上又被接受，再下次会上又被取消了。在那段令人痛心的日子里，圣父和圣子的部分或全部相似的问题竟变成了争论的题目。每一年，不，每个月，我都在制定新的信条，以描述那看不见的不解之谜。”[3]
　　附录三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约翰福音》是新约，依据考证它在四福音书中是最后的。它的内容除“三位一体”外，大部分都是在《旧约》的基础上和其它福音的基础上抄录来的，不同的是用神学观点编篡而已。《约翰福音》共21章。以第12章“最后的晚餐”为界，以上各章主要论证耶稣是从哪里来的。第一章开篇第一句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4]耶稣每到一个地方行神医将危难的病人治好后，总是被人怀疑。怀疑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第5章有一段典型的话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5]耶稣自认自己的作用只是一个中介。在第8章，他回答人们的疑问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6]在“最后的晚餐”第12章，耶稣知道自己要离世了，便对众人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但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7] 第13章是门徒知道耶稣要走了，问他：“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我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他还说，“我走以后，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8]圣灵是什么，那是来代替我的圣灵。“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9]约翰并不像哲学家那样讲哲学，而是把哲学的道理运用到神学中去。这样，“耶稣基督（圣子）与上帝（圣父）同性(同体)”的各种矛盾就都解决了。 
　　《约翰福音》“三位一体”理论的制定是一个过程。初期，即一世纪时期的基督教还不能用本质、位格这类哲学词语来论证人性和神性的关系问题。基督教内部的长期纷争传到了外面，成为哲学讨论的学术问题。这时有两个哲学学派影响了教义的制定，一个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一个是罗马的新斯多葛派。其中一个重要范畴“逻各斯”被吸收进来。“逻各斯”本是古希腊的哲学术语，意为世界的普遍规律性；在新斯多葛派（又译斯多亚派）哲学中，它把命运、世界理性称为“逻各斯”；在新柏拉图的哲学中，“逻各斯”就是造物主。《约翰福音》把以上“逻各斯”的意义进一步提升为“中介”的意义。又把“中介”的“逻各斯”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联系起来。这样，《约翰福音》就把上帝创造世界，通过基督这个“逻各斯”“中介”，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联系起来。这样，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而创造的天国。“耶稣基督（圣子）与上帝（圣父）同性(同体)”就成立了。《约翰福音》“三位一体”理论驳倒了两个异端，最后，在具有最高权威的尼西亚宗教会议（325年）上得到了确认。 
　　（三）“三位一体”的本质是一个历史观问题 
　　基督教在欧洲，在恩格斯的时代已经统治了1800多年，为什么在德国引起的反应与英法不同呢？同是欧洲，在英法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在德国注重的是基督教宗教史的批判，因为国情不同。在英法，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社会所需要的是社会如何发展经济、个人如何致富的问题。在德国，理论的任务是如何摆脱宗教的影响，使分散的封建国家如何尽快地统一起来。这时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哲学家们大都进行基督教宗教史的批判。最有名的有几个大家：施蒂纳、鲍威尔、费尔巴哈都是这方面的大家。他们批判得到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有强调“自我”是“唯一者”的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观，有论证“群氓与英雄”对立的英雄史观，有提倡泛爱的“人本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可以说是宗教理论的批判家，只不过他们是在别人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得到的也是历史观，这就是唯物史观。这样一来，在德国，从宗教批判就转到唯物史观对各种历史观的批判上来了。这两种理论批判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就表现在继续在哲学中进行，即从哲学上继续批判宗教。唯物史观不从哲学上批判宗教，这一历史观就不能表示它理论的彻底性和更好地被传播。这就是为什么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在德国哲学路线上发展来的原因。
　　附录三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四）“三位一体”在历史观中的地位 
　　在德国，宗教批判，特别是鲍威尔的批判证明了：“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中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证实的历史事实，以致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可以认为是成问题的，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被联结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10]恩格斯接着说，“鲍威尔毕生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最卓越的研究成果：他指出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亚派的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理性主义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物。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这种调和，已经包含着本质上是基督教的全部观念——人的原罪、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通过供奉牺牲而是通过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神来进行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受苦受难的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11]
　　鲍威尔的功绩在哪里呢？在于对《约翰福音》“三位一体”的论证，从渊源上来说，是来自斐洛和塞涅卡，只不过《约翰福音》把斐洛和塞涅卡的观点系统化罢了。斐洛何许人也？他是中期斯多亚派产生时期，即公元一世纪的人，是古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他企图把犹太的神学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以及斯多亚派的哲学贯通起来。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念和犹太教的天国是一个东西，并提出了逻各斯即神的理性的主张。斐洛的这一观点对以后基督教神学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鲍威尔称他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的原因。 
　　塞涅卡何许人也？他也是公元一世纪的人。罗马哲学家，新斯多葛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把斯多亚派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结合起来，认为听天由命就是美德。基督教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来自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即天国；另一个特点是由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哲学得出的顺从美德。由此，鲍威尔称塞涅卡的哲学是“基督教的叔父”。一个是天国，一个是顺从，两者都是从哲学那里得来的。鲍威尔认为，基督教就是由这“父亲”和“叔父”产生的。 
　　二、恩格斯“三位一体”研究方法的启示 
　　（一）恩格斯研究“三位一体”时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这些新问题：第一，“三位一体”是不是一些人拼凑出来的？第二，“三位一体”是不是“无稽之谈”？第三，如何理解古希腊哲学是“三位一体”的“父亲”和“叔父”？第四，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为什么会关注这个200多年来讨论着的“三位一体”教义的制定？第五，重要的是：为什么原始基督教会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这个时代产生？ 
　　（二）恩格斯“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 
　　以上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对“三位一体”的两种批判方法：一种是纯文献的考据方法，认为无历史根据，是“无稽之谈”；一种是单向度的从哲理上揭露它的思想理论渊源：“父亲”和“叔父”。以上两种批判，都无法回答以上5个问题。 
　　恩格斯的批判，采取的是历史分析方法：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12]这里说的是“砌入”法。我们把恩格斯的论述抄录如下： 
　　“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一块拱顶石：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人类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块拱顶石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亚——斐洛学说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史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块拱顶石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亚派砌上的。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需要的人创立的，而那些组成学派的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例如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得到广泛传播。”[13]在这里，哲学不仅不能改变世界，而服从社会实践的需求而改变自己的形式。
　　恩格斯的历史研究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的“历史之谜”放到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去考察。这个神学的“三位一体”不是靠什么哲学的“父亲”、“叔父”产生的。这种哲学早就存在了，为什么产生不了神学的“三位一体”呢？时代不需要。现在需要了，是什么原因呢？ 
　　（三）罗马“总解体时期”与基督教的产生 
　　“三位一体”现在需要了，这表现在罗马“总解体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的民族，但它在历史上经受过两次民族苦难：一次是《圣经》记载的《出埃及记》。犹太民族的先祖在埃及曾有很好的发展。《圣经》上说：“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先，因历史的原因犹太人又称以色列人——引者）生养众多，并且繁茂，及其强盛”。但是，他们是“外乡人”，因受到歧视总想回到祖先东方的出生地——耶路撒冷建立自己的家园。这时强大的埃及法老正想要东扩。为了排除隐患，法老对犹太这个“外乡人”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贬为奴隶进行重体力劳动；二是“童杀”。“童杀”就是凡初生的犹太男童一侓杀死。“外乡人”的犹太人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圣经》的《出埃及记》就记述的是这个过程。到哪里去呢？“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14]第二次，是指犹太人在东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后来又被罗马帝国吞并。在一次帝国预谋的罗马城的大火，以“纵火”罪名扑杀基督教。以后，基督教的几次暴动，犹太人被驱逐出罗马城分散到各个行省。这时犹太人的眼界扩大了。在和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交往中，原来的犹太教开始改革，从犹太教中衍生出了基督教。原来的教只是犹太人的教。上帝耶和华只是犹太人的上帝，只拯救犹太人。改革后的基督教成为拯救所有人的教。只要信教，上帝就和你同在，你就会得到拯救。 
　　“总解体”的罗马帝国为什么需要基督教？基督教产生于一世纪，这时的罗马帝国已经从奴隶制的强盛走向衰落，即恩格斯所说的社会“总解体”的时期。这时由于社会变动社会分化成了三个阶级：第一个是富人阶级，它是由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组成；第二个是没有财产的却拥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第三个是广大的群众——奴隶。这时期帝国的最高决策仍然是元老院，靠武力向外扩张，征服了整个意大利。统治手段不外乎三个：建行省，派军队镇守，依靠罗马的公民权把整个意大利分为罗马公民与非公民，从而对整个意大利实行分而治之。为了维持强有力的军事统治，实行人头税，不允许任何人迁徙，强制推行罗马法。依据这一法律，“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15] 
　　在以上三种人中，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都是没权的。第二种人又怎么样呢？“没有财产的自由民（这种人，只有公民权，一没有财产，二没有权，三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自由到成了自由民——引者），在罗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16] 
　　“总解体时期”意识形态的情况应引起注意：“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教书匠就是穷奢极欲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有些甚至是奴隶——至于另一类意识形态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17] 
　　这时期的罗马帝国上层情况又怎么样呢？可用以下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么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繁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破坏作用”。[18]第二种情况是，社会的上层，“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19] 
　　整个罗马“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和这种“帝政”相适应的整个罗马帝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同普遍的无权无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20]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21]基督教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取代其它宗教，成为世界宗教还有它自身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这在不小程度上基督教促使它终于崩溃——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典世界的祭祀和巡礼。这样一来，由于它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她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那么，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清人类罪孽的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由于基督教把人们的普通堕落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的表现为每个人的罪孽意识；同时，由于基督教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普遍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而获取内心得救即心灵上的安慰提供了人人容易理解的形式，它就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22] 
　　（四）恩格斯研究方法的启示 
　　恩格斯的研究表明，基督教是在拨动起罗马帝国“总解体时期”各阶层“琴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琴弦”是什么，是“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另外找“得救”的出路。“三位一体”就是以神学形式体现的探索历史发展的方法。这就是：“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三位一体”（逻各斯、中介）、“得救”之间三者旳关系。可以说，恩格斯的方法和德国那个时期所有哲学家都不同。恩格斯的方法，既不是神喻的历史考证法，也不是哲学家的单向度的思想渊源追逐法，而是史学分析方法。这个史学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唯物史观。这里说的罗马社会处在“总解体”的阶段，就是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判断。这是史学分析方法的出发点。原始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史学方法，是因时代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三、广义“三位一体”研究的重要意义 
　　以上我们的研究还是局限在宗教的范围之内。实际上这只是狭义的。“三位一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关注的是广义的。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研究广义“三位一体”的意义。 
　　（一）恩格斯开辟了广义“三位一体”研究的先河 
　　恩格斯关于原始基督教写过几篇文章，我们这里着重探讨的是两篇：一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写于1882年4月；二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写于1894年，这是时隔12年后写下的。前者涉及的是狭义的“三位一体”，即神学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广义的“三位一体”，即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观问题。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趋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到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23]恩格斯还进一步对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了分析。基督教和魏特林等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对未来社会“得救”的理论依据不同。前者依据的是神学，后者依据的是唯心主义的理性、道德、正义、平等的观念。二者都是一种历史观。历史观是什么？对社会底层受苦的人来说是“得救”的理论；就一般社会来说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在德国，从宗教批判进到历史观的哲学批判，从而进到唯物史观的制定，在这个过程中，鲍威尔的批判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鲍威尔逝世的时候，写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纪念这位曾经是他主要论敌的人。对于这位多年来几乎已销声匿迹的人，恩格斯写道：“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24]
　　恩格斯从广义上研究“三位一体”，其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神学理论转变为人类“得救”的历史观理论。二是使我们对唯物史观和历史观这两个范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前者是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指导，后者是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和一定的理论而得到的社会“得救”的历史观。二者有联系，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历史观是有中介的。历史观中介有各式各样，有神学的、道德的、理性的、观念的等等，但当我们以唯物史观为中介的时候，则和所有的历史观区分开来。
　　（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三位一体”方法论运用上的贡献 
　　“三位一体”在神学那里，是神性，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不是三种形态）的关系。“三位一体”即同一本性（本质）在不同位格中的关系。作为方法论，在马克思这里，“三位一体”表现为“具体—抽象—具体”。这是同一对象——资本主义制度在科学认识上的不同的理论表现形式。在认识的初级阶段上，它是以商品堆积为表现形式的浑然一体的感性具体，后一个具体是通过科学认识或理论把握了的理性具体。前一个具体是认识的起点，其任务是从具体到抽象，把浑然一体的客观存在加以分解，通过抽象分别形成各不同的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在逻辑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就认识论来说，表现为两个辩证过程：从“具体—抽象”，再从“抽象—具体”。马克思在阐述自己《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是这样说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5]在“具体—抽象—具体”的关系式中它表现的是认识论—辩证法—逻辑三者旳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的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不同形式的把握。 
　　马克思《资本论》方法论中“三位一体”对认识论的贡献表现为，把认识论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感性的商品堆积表现为每天千百万次重复着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本质的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既不能靠物理学的实验，也不能靠化学反应，只能靠政治经济学理论解剖分析。这一研究得到的是从这一特定关系中得出的一些抽象概念，诸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分配（利息、地租、工资）等等。在这一阶段上，从认识论上，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没有多大的区别。问题是在认识的第二阶段上，即从抽象到理性具体。这里的关键是抽象思维，即从哲学这个“逻各斯”中介中做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理解。这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增加财富和发展生产力的天然的、合理性的、永恒的社会制度；以前的社会制度是人为的，现在的制度像自然的规律一样，是永恒的，再也没有历史了，他们的“逻各斯”是形而上学；第二类是以蒲鲁东为代表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概念是从人的理性、神（马克思称他的理性就是神）那里“流出”来的。马克思说他的“逻各斯”是扭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辩证怪论”，在历史观上，得到的是小私有者永存的无政府的社会制度；第三类是马克思的，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的认识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通过辩证法这个“逻各斯”中介得到的是异化劳动概念。异化劳动揭示出剩余价值的分配（利息、地租、工资）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性的根源是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引起的。马克思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分析，他得到这个生产关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特殊的形式，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合理性的、永恒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早在《资本论》写作之前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表述的，这就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中得到的：“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这里应理解为认识的第一阶段——引者），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侯才是真实的。”[26]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证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这里应理解为生产关系——引者）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27]生产力表示的是人类已将获得的文明的果实，这是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而生产关系则不同，它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都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这是用什么理性、神性、民主、人权等等都改变不了的。
　　马克思“三位一体”方法论应用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区分两种辩证法的不同性质。“三位一体”在基督教那里是神学，在黑格尔那里是观念辩证法，即正、反、合，也就是人们熟悉的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马克思的方法论和神学、观念辩证法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起点（逻辑或辩证法）上。马克思方法论的起点是具体的感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堆积的商品）。马克思曾说他是黑格尔的门生，又说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这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区别在辩证法研究的起点上。在唯物史观那里是市民社会，在《资本论》中是商品，在恩格斯研究的“三位一体”中是罗马社会的“总解体”。感性具体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研究的起点。而抽象的特异的精神：宗教的神、绝对的观念、理性、正义等等，是神秘主义和思辨辩证法、辩证怪论的出发点。 
　　（三）“三位一体”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及其启示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允许我们进一步了。”[28]因为篇幅所限，我们着重指出以下三点：第一点，1937年的时代背景，这是1936年西安事变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前夜，南京国民党高层亲日派蠢蠢欲动，刚刚通过西安事变争得的和平能不能巩固，在中国人民面前增加了一个新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第二点，这个时候共产党的任务应当是什么？第三点，共产党人遇到了一个革命总目标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何确定自己具体的革命路线的问题。这时，如何理解“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呢？毛泽东提出了以下两个论点：一个是“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与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29]第一个论点表明，在总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将有无数个这样的“三位一体”去联结，这都是共产党员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这里关于对总目标与具体目标历史任务的确定，应理解为是属于指导思想的任务。第二个论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作者在这篇文章的“干部问题”一节中说，我们党“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30]在这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引者）有确定的涵义。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理论本身，而是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去执行这“三位一体”的路线。
　　四、三位一体”与唯物史观 
　　对人类历史观的研究，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它靠的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把不同的概念、范畴构成一定的历史观给人提供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进而为之实践而奋斗。这时，历史观只是有科学和不科学的区别，就方法论而言，它们是同一的。“三位一体”作为历史观的方法论，是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就潜在地存在于人类文化的思维之中。这时，社会底层的人群或阶级，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在现存社会不合理的基础上产生否定的观念；同时，产生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在现存和未来憧憬之间，人们会寻找各种各样的中介即逻各斯。这种逻各斯有神学的、哲学的、道德的、理性的等等。但一般都转化为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支配人们的实践行动。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情况以各种形式重复着。“三位一体”就是这种历史观和逻各斯结合起来的典型的思维形式。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可解析为：①唯物史观理论部分；②科学社会主义信仰或价值观部分；③为总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具体目标的实践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以上三者的“三位一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他离开了哪一部分都不成为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别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只能是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中进行。在这个关系中，理论部分的作用是指导性的。理论创新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总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自觉的、而且是阶段性的实践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与以往社会的自发发展不同，它自觉进行；另一个特点是，在后进的民族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可循，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之外，还必须遵循社会跨越发展理论，这就是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以理论探索的形式前进，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查查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新民主主义，其中包括“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是这样；在建设时期的三次理论创新也是如此。
　　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到，从唯物史观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经历了两次思想历难过程：一是人类关于“得救”的“三位一体”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最初由宗教提出，并由哲学形式的论证而确立下来。这来之不易，它是通过两百多年神学家的奔波和后来的哲学家用“父亲”、“叔父”，把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哲学方法注入历史观中。这是一次艰苦的思想历难过程。第二次思想历难，这里有一个关键点：马克思主义这一词语从贬义词到褒义词的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自己的理论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那个时候，一种理论冠以人名则是贬义的。马克思就是这样使用的，如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巴枯宁也攻击马克思理论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生前也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 
　　这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词语是如何上升为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是恩格斯在1886年8月，总结法国一次罢工引起的议会斗争时提出的。当时，法国议会中有两个社会主义议会党团，一个是法国工人党，一个是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理论组成的。由于罢工被镇压，信仰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理论的议员，叛离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理论，在议会中成立了工人党，站到了法国工人党一边。恩格斯称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说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个“划时代的事情”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受到拉法格等人的教育。这里主要说明，工人、农民、士兵等，不一定要读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只要具有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并见之于行动，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其核心内容是信仰和实践。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广泛地被使用。离开了信仰和行动的马克思主义，仅从理论层面上来理解，可以有n个马克思主义，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详细论证，参见笔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定义”到“定位”的研究》《东南学术》2011年1期）。同样，离开了以上信仰和行动的唯物史观，也可以有n个唯物史观理论，在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上，早期“马克思热”、晚期“马克思热”导致的都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曲解。
　　唯物史观在制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同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历史理论进行斗争中产生的。那时“三位一体”理论、“逻各斯”中介问题、信仰问题、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结合与理论创新等问题都不会提到日程上来。以上问题被重视，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唯物史观理论在作为无产阶级“得救”的理论依据时才是可能的。对于后进的民族和国家来说，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掌握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自觉地以理论创新的形式推动社会发展。这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结合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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